在医疗事故侵权案件当中，对事故纠纷的解决肯定需要当事人进行举证。由于这属于民事案件，因此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具体关于医疗事故侵权案件举证责任的内容，搜集好了有关资料，将在下文中为您解答。

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以下简称医疗纠纷案件)，是指因医疗机构在从事诊断、治疗和护理等过程中因过失而导致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功能障碍或其他不良后果的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一般理解，在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病员(原告)负有证明存在医患关系和损害后果的证明责任;而医方(被告)负有证明医疗行为无过错及与病员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在实践中，为完成举证责任，病员多以病历、医疗费发票、费用清单、检查报告等证据证实存在医患关系和损害后果，而医方均以医疗事故鉴定来完成自身的举证责任。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对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基本上根据其鉴定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有的法官即使感到鉴定结论有失偏颇，但很找出其他盖然性更高的证据，于是只得根据鉴定结论下判，造成鉴定结论决定判决结果的局面，形成审判权变相的转到医学会的尴尬局面。

法[2003]20号通知明确法院在审理医疗赔偿纠纷案件时可以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因此，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过程中，法官完全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通过举证责任的正确分配，根据民法的原则解决该类纠纷。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它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进行证明的责任。对于医疗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款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纠纷，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实行的是举证倒置原则。但是，医疗纠纷案件千差万别、绝少雷同，其中的证明责任，绝非仅有以上几个方面，也绝非一律机械的适用上述举证责任。此外，同一案件中双方主张的过错和因果关系也往往并非唯一，举证责任的分配并非十分明确，而是呈多样化，具有灵活性。务实中，我们曾遇到以下问题：

第一，原告对于医方具有过错的也负有证明责任。

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一般只对诊疗行为的科学性(是否符合医疗常规)进行鉴定，而原告主张的诸如护理等方面的过错，往往需要原告举证。

依照证据规则确定医方过错未必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均属于医疗过错范围。法院可就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法医鉴定或者医疗事故鉴定。这样，就可以避免医疗事故鉴定报告普遍存在的针对性不强的弊端，能够就原告的主张、案件的焦点进行深入的审理，最终判决也就具有了较强的说服力和公正性。

第二，法官认知能力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的应用。

司法认知又称审判上的知悉，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证据法上所普遍适用的就某些特定的待证事实由法官直接加以确认，从而免除当事人证明责任的一种诉讼模式，属于一种特殊的审判上的查明方式。可以说，法官较常人更具有合理分辨、判断事物的能力，因此，在对于显著事实进行识别、认定的能力上至少不应当低于一般常人。目前，有关国家和地区对于法官司法认知的范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体现了对法官裁量权的扩大，强化了职业技能，有助于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司法认知原理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的应用，就是不能单纯的以医患双方对某一事实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就必然使之成为证明的对象(即医学鉴定并非必要程序)。尤其对于标的小、争议焦点集中的案件，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可以适当扩大司法认知范围，不必完全依赖于医疗事故鉴定。也就是说，法官完全可以通过参阅医疗权威方面的论著和资料，对于一些医学常识性的问题进行判断，从而减轻和免除了当事人部分的证明责任，体现出司法公正的价值理念。

众所周知，医学是专业性极强的科学，医疗行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一般人难以了解医生诊疗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也难以判断其科学性以及是否符合医疗原则等。但是，并不等于法官面对医学科学时完全一无所知、无从判断。随着医学科普知识的推广，一些医学常识可以归纳为证据规则第九条规定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律”范畴(如注射青霉素应当进行皮试、输血前应当进行血型交配实验等)。而对于上述情况，当事人是无须举证证明的。因此，虽然是医疗纠纷案件，未必都需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方可的出结论。法官完全可以依照自身的阅历和生活经验对一些显而易见医疗过错作出正确的识别和判断。

第三，对于事实清楚的较简易的医疗纠纷案件，原告择以违约之诉的，应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由主张违约方承担举证责任。

鉴于医学科学的复杂性和患者个体的差异性，一般不能将治疗效果作为合同的标的。在目前我国民法体系中，医疗纠纷均按照侵权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将医疗纠纷的归责原则界定为过错推定原则。上述立法本意，旨在保护患者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同时也防止片面加重医方的负担。对于绝大多数医疗纠纷案件，竟择过错推定的侵权之诉明显有利于患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某些纠纷当患者选择违约之诉时则更有利于受害方权益的保护。

第四，进行了医疗事故鉴定不能视为完成举证责任，应按照民事诉讼证据的盖然性要求对鉴定报告进行认证或推定。

医疗纠纷案件之所以大多数均需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乃是出于医方须以鉴定结论完成其举证责任。从鉴定的目的可以看出，医疗事故鉴定报告应当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进行明确的判断。在实践中我们遇到很多鉴定报告对法院要求查实的问题避而不答，对原告的异议未予解答，或者鉴定的结论过于笼统，难以为法院定案所用。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要求医方就争议焦点继续举证，或者继续鉴定因果关系、过错，或者申请上级医学会再次鉴定，以完成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要求，否则，视为医方未完成举证责任，推定其过错成立且具有因果关系，判令医方承担侵劝责任(当然，在此之前法官应当向医方充分履行释明义务，在医方拒绝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方可实施。)

笔者认为，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享有知情权。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义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同时，对于预定的治疗方案，如确因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出于保护患者利益的出发点而必须进行更改时，应当告知患者并征询其意见，尊重其选择权。本案被告虽然进行了医疗事故鉴定，但鉴定中对于变更手术方案是否符合原告的最大利益以及是否必须，以及手术与原告癌症复发之间是否具有间接因果关系均未予明示，而被告自己也没有其他证据能证实变更二次手术方案系原告病情所必需，亦无证据证实变更行为得到原告的同意，且不能排除原告癌症复发与胆汁返流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按照过错推定原则，我们就推定原告之损害后果与被告医疗行为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同时也考虑到原告自身具有胃癌的原发病，即使无胆汁返流，其复发的可能性仍存在，故原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应当共同负担。本案最后由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按照20%的比例进行了赔偿。

由于在医疗事故侵权案件当中，很多关键性的证据，如患者的诊疗方案、服用的药品、注射的药水等等都是由医疗机构一方保管的，因此在进行举证的时候不能仅仅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负担举证责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小编为您整理本篇文章，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