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协议”是指男女双方自愿制定的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恪守互相忠实的义务，如果违反则过错方将在经济上作出补偿的协议。那么夫妻间约定的“忠诚协议”应该如何认定呢？请阅读下文了解。

【案情】

石某与李某(女)结婚后双方签订了一份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相互忠诚的协议，夫妻在协议中相互保证，如果任何一方因为有外遇而导致家庭破裂，过错方补偿无过错方1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后因为石某有外遇，妻子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要求石某按协议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在本案审理中，石某认为不能用这份协议来作为赔偿的依据，因为此协议限制了其人身自由。李某认为这份协议可以做为赔偿精神损失费的依据，这是石某亲手写的，并亲手签字的，没有人强迫他，是其自己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

【评析】

我国曾经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六条规定“离婚时夫妻一方以婚前或婚后双方签订的“忠诚协议”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协议系自愿签订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应当予以支持”，这条规定引起很多争议,因为考虑到法律的指引作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最终未纳入该条款，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夫妻一方要求以“忠诚协议”获得赔偿的案例却是屡见不鲜，对忠诚协议是否有效众说纷纭，学理上也存在诸多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无效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有限制离婚自由之嫌，另属身份协议，不应为合同法调整。

第二种观点是有效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具体化。

第三种观点是无强制力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本身并不违法，但若一方不履行，不能适用司法程序予以强制履行。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在认清“忠诚协议”的性质和作用的基础上认定其效力。法院应当根据协议签订时的具体情况、约定的具体内容以及诉讼发生时的现实情况进行综合考虑，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而是有条件地认可“忠诚协议”的效力。

所谓“忠诚协议”，就是男女双方在婚前或者婚后，自愿签订的，因在婚姻存续期间违反婚姻法所倡导的夫妻相互忠实的义务，过错方在经济上对无过错方支付违约金、赔偿金、放弃部分或者全部财产的协议。

首先，忠诚协议不是身份协议。身份协议是为创设或解除身份关系而达成的基础性协议，而忠诚协议最终是对财产的处理，违背忠实义务虽涉及到身份关系，但只是忠诚协议实现的一个条件而已 。

其次，忠诚协议并不限制离婚自由。这与人的理性挂钩，在一方对另一方感情有变的情况下，并不会迫于存在一份忠诚协议便不予离婚，只是需要承担因违背承诺的不利后果罢了，是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

再次，“忠诚协议”属于私法范畴。私法领域奉行的原则就是意思自治，民事主体有权在法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志从事民事活动，并根据自己的意志产生、变更与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只要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应认定行为合法有效。“忠诚协议”作为夫妻双方的一项协议，是其自愿作出的一种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虽然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双方的自由，但是这只是一种相对的限制，显然不属于《民法通则》中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可以变更、撤销的法定情形。那么在“忠诚协议”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时，该行为应当是对夫妻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

最后，“忠诚协议”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和社会的道德规范。《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忠实义务作为夫妻之间最基本义务写入法条，其立法本意就是为了保护婚姻家庭关系，而忠诚协议所涉的内容是夫妻双方必须忠于对方的身体，不得与对方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性关系，否则就要赔偿受损害方经济损失，其约束的对象就是夫妻之间的身体忠诚，身体忠诚是夫妻生活的基础所在，保护这种身体忠诚，有利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所以说“忠诚协议”与婚姻法的立法本意的出发点是相一致的。

虽然忠实义务作为一种道德义务，在法律上并没有当然的惩罚性，也只有在违反《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时，才赋予受损害方赔偿请求权，但这种损害赔偿是属于夫妻一方严重违反忠诚义务给对方造成精神损害从而需要赋予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当夫妻之间相互协议出一个高于法律义务的“忠诚协议”时，即只要一方不忠于对方的身体，另一方就有权获得赔偿，当然更有利于约束双方的性行为，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所以只要是“忠诚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侵害人身自由和他人权益，夫妻双方用协议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应该认定“忠诚协议”合法有效。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忠诚协议是对该条规定的具体化，由双方当事人因情爱自愿签订，自愿在违背忠实义务后承担财产损失的不利后果，对双方理应有约束力，这与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有异曲同工之处。由此可见，“忠诚协议”体现了“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民法原理，体现了民法上的意思自治、权利本位、过错责任、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归根到底是对财产权利自由处分的协议，应视为一种附条件的具有惩罚性的财产约定。实务中应根据实际具体情况确定忠诚协议的效力，而不能一概予以肯定或否定。

从签订过程和约定内容来看，如果忠诚协议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既没有欺诈行为，也没有胁迫之举;其约定的内容合情合理，对约定的财产具有完全的处分权;且不违反公序良俗，不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不违反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的，应当认定该忠诚协议合法有效。因此，本案这份“忠诚协议”是合法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