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黄平接受了观察者网专访。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所所长，到如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副院长，黄平笑言，这些不同岗位听起来跨度很大，但实则一直是相互关联的。更何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的香港，正处于世界大势与国家大局的交叉点上。

黄平认为，在香港由治及兴的过程中，文化和教育是两个很关键的领域，解决好人们的历史认知与文化认同，最终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同时，抓好经济，解决好民生也很关键，香港的土地、住房和青年就业等问题得稳步解决好，经济社会基础得夯实。

黄平也提到，现在有些人担心新加坡会超过香港，但要真正仔细地去比较，香港有香港的优势，新加坡有新加坡的优势。就文化发展来看，香港近年来丧失了一些机会，但是可以总结经验，重新出发。

黄平还观察到，今年，香港回归后第一次出现周末两地间的青年人群反向流动：周末从香港来内地旅游消费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内地去香港的人数。

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之后，处于中外交汇之地的香港会受到何种影响，又该如何自处，在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同时规避被外界操纵的风险？在“一带一路”未来十年的建设中，香港能贡献什么？黄平和观察者网分享了他的观点。

黄平在上海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采访实录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采访/观察者网 严珊珊】

观察者网：一直以来，香港作为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定位深入人心，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为香港勾勒“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发展蓝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提出，特区政府将成立“文化委员会”，制订“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您认为这些蓝图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实现？如何发挥香港的优势？

黄平：“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严格地说算是香港新定位之一。香港经历2019年修例风波以后，当地爱国爱港的社团在两位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在再出发的新定位下，也要筑牢原有优势并新建一些平台。

首先，这个新定位确实有基础，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多种文化共生共存的地方，也没有出现所谓文明冲突。香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紧密，当地人甚至有一个说法叫“超级联系人”。这也与“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相呼应，这是其他很多小的经济体完全没有的优势，香港也因此具备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基本条件。

第二，国家层面也有这个需要。中国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不仅一直延续，而且还不断生长，但是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欣赏并不多，有些还是有隔膜，有误解，甚至可以说无知之外还有偏见和傲慢。但是香港是一个现成的、天然的对外开展文化交流的平台、窗口、桥梁，下一步是如何用好这个平台，挖掘它的潜力。人们注意到，现在已经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了（观察者网注：由故宫博物院与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合作建立，于2022年7月3日对外开放），三星堆的文物就正在那展览。

图源：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官网

通过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及其他众多的展览馆、博物馆、剧场、戏院，把内地一些好的文物、瓷器、铜器、当代艺术都展现出来，这是一直在做也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的。

在香港开展这样的文化艺术活动，本身就已经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因为香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在香港经商、旅游、学习、定居，更不必说还能再通过香港走向东南亚、东亚、南亚，一直到中亚、中东、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观察者网：您刚才讲到香港文化的多元性，根据您的观察，当地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如何？

黄平：因为粤语是香港主要语言，所以它作为一个地方文化，跟广东是最接近的，广东人到香港来感受到的文化差异也是最小的，其他地方的人来居住、生活、工作或旅游，感受到的是属于大的南方文化圈中的一部分。

当然，客观上讲，英国对香港有150多年的殖民式统治，这个时间可不算短，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就此而论，香港普通人对祖国文化、历史的认知是较少的，甚至是欠缺的，残缺不全的，有些还是扭曲的，颠倒的。从普通人乃至于所谓中上层，在文化认知历史认同这一块都是有短板的，这个必须要看到，要承认。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这块“短板”也是香港由治及兴的重要任务，目前，仍有部分香港“夹层伪精英”留恋消散的殖民文化，您认为应该如何从文化、教育方面实现香港社会的拨乱反正，增强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黄平：对于香港来说，要提高国家认同，也不只是文化和教育问题，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治理问题，但文化和教育是最直接的两个领域，比如说“去殖民化”就要从教育做起吧。在教育和文化以及舆论这些领域，有许多需要补的短板、空白和缺憾，过去有忽略的地方，甚至有些方面可以叫“欠债”。

根据这些经验和教训，完善教育体系、修改教材，提高教师对国家历史、文化、制度等的认识和认同都很重要，这样对孩子们的教育才能有所改变。舆论上也是要先从国家安全、国家主权角度解决，按照基本法和国安法等，从看得见的底线、红线来治理，“乱港反中”的舆论阵地该取缔的取缔、该限制的限制、该停业的停业，这是从“硬”的方面必须做的。

从“软”的方面来说，要真正改变人们的知识、意识、感情，解决国家认同问题，还是要让香港更加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不是游离在外，或留恋“英式统治”，“恋殖”，精神上文化上成了“漂泊者”，这些仅仅通过法律还解决不了，解决不好。

同时，为什么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到那么高的位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就业、收入、住房问题都没解决好，或越拖越严重，那怎么提高国家认同感？如果刚回归，还可以说是过去英式殖民统治留下的，或一回归就碰到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但现在回归26年多了，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解决认同问题，当然一代人太短了，真正解决是几代人的事，但是物质和经济的基础要夯实，民生问题不能越来越严重。

作为东亚的一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收入分配或者再分配，财产、财富和机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政策，这些都很重要。现在香港一方面正由治及兴，另一方面还有土地、住房、青年就业与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要是解决得不好，或者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那学校教育在文化与历史方面即使有所改善，从教材、教师，到课程设置甚至舆论氛围都有所改善，那也还是不够的。国家的认同不能没有经济和社会基础。

但是也要看到，并不是只要经济提振、收入提高、住房也有了基本保障，就一定会有认同感。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历史上的中国，可以说古今中外吧，有些分裂并不是发生在民不聊生的时候，而人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和物质条件，或者说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时，如果历史认知不够、文化自觉不足、国家认同方面也会产生不稳定因素。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教育、舆论，特别是文化和历史的认知方面做得很扎实很深厚，那么即使经济出现波折、处于下行甚至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未必会影响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经济本来就是有高有低、有起有伏，如果有基本的文化历史认知和国家认同，有时候经济危机来了，通胀冲击来了，失业大潮来了，更能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社会基础、民意基础、群众基础要从认识，到欣赏，再到热爱，一步一步来，逐步夯实、铸牢。

当然，这存在难度。第一，文化、教育、舆论都属于“软”的东西，做起来也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也不容易用“指标”去衡量，甚至需要政府、社会砸钱去做。将心比心，如果是一个教育、文化、艺术工作者，其实需要社会和政府去支持的。但是工作看不到硬指标，一幅画可以说是价值连城，也可以说毫无价值，这使得业绩啊，绩效啊，说好点也行，说差点也行。第二，假如是一个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小学教师，甚至是教育局长、文化局长，在任时负责的其实就是一届两届，但教育是百年树人，文化认同要很长期才能见到效果，但一个人也许就只考虑其任期内的事。

这样，一个由于“软”而缺乏硬指标，一个由于需要长时间耐心做，使文化和教育都不比土地和住房更好做，加上香港有那么长时间的殖民式统治，回归也才26年，何况还有“乱港反中”、蓄意破坏“一国两制”实践，故意抹黑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甚至“挖坑”、“埋雷”的势力。

在由治及兴的过程中，文化和教育是两个关键领域，解决好人们的历史文化认同，最终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同时也要下大力气抓好经济，解决好民生，包括青年人就业、人们住房问题。这样“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两制”也能彰显其价值和优势。

观察者网：您身边有香港普通民众对内地认知提升的例子吗？

黄平：最近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香港回归后第一次出现周末两地间的人群反向流动起来：周末从香港来深圳旅游和消费的人数，首次超过了从深圳去香港的人数。

这不是文化和教育的直接结果，那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香港的经济没有深圳好。香港普通人是用眼睛、用亲身感受，对香港和深圳比较，用脚给出了答案。比如说，深圳的东西更便宜，生活更方便、更舒适，包括吃在内的选择也更多样。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为了拉动香港经济，鼓励内地人来香港消费，还出现过抢购奶粉的情况，当时香港本地居民还有意见，现在疫情后放开，深圳到香港旅游的人数也不如香港人去深圳的多。而且，几乎再也没有内地游客大包小包、临时增加行李袋的现象，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值得注意。

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重视，香港举办的演唱会吸引了很多内地青年歌迷。前一阵周杰伦来香港开演唱会，那几天维多利亚港，一到傍晚就水泄不通，露天场馆里几万人，场馆外几十万人。一个星期下来，光是从深圳过来就几十万，大都是青年和学生，听完当天晚上又回深圳，好在有几个口岸是24小时开放，他们听完了就回去也没问题。

香港维多利亚港夜景（图源：视觉中国）

这些都是两地交融、交汇的表现，下一步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当然也不局限于大湾区，有很多香港人跑到长沙、成都、苏州、杭州来度假，甚至今年夏天去新疆旅游的也多了。广东省刚刚发布了便利化两地证件的行动方案（观察者网注：广东省政府11月21日发布《“数字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推动三地居民统一身份认证、电子签名互认，实现企业和居民高频事项“跨境通办”），这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具体措施。更多规则、制度、法律的对接、衔接，有利于强强结合，优势互补。当然，大湾区合作中一定要坚持“一国两制”，这也考验治理水平、治理能力和背后的智慧，既坚守好一国原则，也发挥好两制之利，还要做好两制间的互补，使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成为1+1+1大于3。

观察者网：香港文化产业曾经助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而近年来，它在香港的短暂迷失和全球媒体消费习惯变化中陷入瓶颈，您认为香港文化产业应如何把握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再次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贡献力量？

黄平：香港曾经在文化、影视、歌曲上确实也创造过奇迹，在那么小一个地方出了那么多有影响的作品和明星，这股“港风”不仅在内地，还吹到了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在欧洲主导的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各种奖项，但那个现象现在似乎不再有了。香港也应该总结反思，重新收拾行装再出发。

如果横向比较，日韩后来在创意文化方面做得很好，比如动漫，他们占领和拓展市场，各地的青年人也喜欢。那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花了功夫，认真研究后有意识地去部署、投资、培养、扶持和推广。香港有点“任其自然”，当时繁荣过，后来自己不在意，机会不知不觉就丢了。

香港现在要重新把这块做起来，得认真总结经验，包括虚心向别人学习。当然不是简单模仿日韩和其他地方，香港要重新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化发展模式，同时和内地形成一个良性关系。

2023年10月4日，香港国际机场举办“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3”活动，在机场多个地点举行展览及表演，让市民及旅客在抵港及离港之际沉浸于香港充满活力的文化及艺术氛围之中。图为市民与香港特色美食鸡蛋仔的布景板合照。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图源：视觉中国）

第二就是乘国家文化强国的东风。我们今天讲“两个结合”，要和几千年优秀文化结合，现在重视文化从投入到方方面面的参与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文化强国，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那不能例外，也不能落下，何况香港有很多潜在优势，有待挖掘和再发现。

很多香港青年人看就业困难，就想往外跑，传统制造业确实短期内捡不回来，连那三个支柱——金融、贸易、航运——能解决的就业也有限，但是如果把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来，我指的不只是靠政府砸钱、社会捐赠、慈善那种有钱才搞起来的狭义的文化，而是创意产业，那情况会不一样。

看看台湾有一些年轻人来大陆发展，也有在搞创意产业，江南和成渝地区吸引了很多这样的年轻人。我认为，香港恰好在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有些青年可以到内地来搞创意产业，反过来也一样，香港正在加大吸引人才的力度，很多优才来自内地，香港的青年也大可以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开拓和创业，把文化也带出去。在消费文化、创意文化和艺术上，整个东南亚其实有相似性，也有需求。一些好的文化创意产品，它在马尼拉、曼谷、首尔、东京都有市场，不会仅仅局限于香港700多万人的市场。

由中国香港演员佘诗曼、马国明主演的剧集《新闻女王》开播，是近年来为数不多在内地社交平台引起讨论的港剧

创意产业可以“小而美”，一开始不需要很多投资，不需要像大工业、大企业那样玩法，创意好就能让这个文化产品得到受众喜爱。何况现在技术发展那么快，利用技术来发展创意产业，把文化与技术、市场结合，那潜力就更大了。而且香港具备很多特点与优势，除了使用普通法，资本资讯流动相对宽松，营商环境也比较好。现在有些人担心新加坡会超过香港，要真正仔细地去比较，香港有香港的优势，很多短时间内还是无法被取代的，关键是看怎样用好。

观察者网：您曾说过，处于中外交汇之地的香港，必须慎防把内部问题高度政治化，以免成为美国遏华的工具。您认为，在中美元首此次旧金山会晤后，香港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同时规避被外界操纵的风险？

黄平：回归以来，香港确实经历了风风雨雨，还出现了几次很严重的挑战，包括对“一国两制”方针、基本法的挑战，甚至对中央政府权威和国家主权的公然挑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港被外部势力、敌对势力给“政治化”了。举例说，本来是个民生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本来是两地历史形成的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法律差异，结果被外部势力蓄意“政治化”，非要扯到回归上，扯到我们实行了“一国两制”上，甚至发展到“乱港反中”的地步，搞出大乱子来，我们依法由乱及治，又污蔑说“没了两制”，这个教训确实深刻，也确实要随时提防。

但从香港的文化特点上讲，商业化、世俗化，多种文化并存共存、融洽互补，才是香港本来的特色，而不是和国家唱“对台戏”，更不是走向冲突。

所以我们首先要防止境外势力、敌对势力以及它们在香港培植的反中势力蓄意将香港问题政治化。其次呢，香港一定要全面准确理解和长期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才能确保繁荣稳定。同时也要守正创新，从再出发、新定位角度找机遇、求发展，而不是故步自封，更不是不思进取，例如如何巩固住原有优势，还要建设新的中心，发挥出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挖掘出各种潜力。

对于香港的安全和发展来说，毫无疑问最大的优势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最大的外部影响就是美西方的力量。因此，中美关系怎么处理？对香港来说，是直接相关、息息相关、密切相关的。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是港元与美元挂钩；香港实行普通法，普通法系最大的国家就是美国；香港是继纽约、伦敦之后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等等。香港国际金融地位的巩固和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等下一步规划，都和世界大局尤其是我们国家同美西方关系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摆不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大博弈直接影响，香港甚至处于风口浪尖，逃不掉，躲不开。

这次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我用一个词形容是“止跌回稳”。之前有媒体问我是不是“回暖”，我说“暖”字我还不敢说，但是“止跌”已经可以看见了，在“止跌”的前提下争取能够“回稳”，至于能稳多久？在哪些领域更稳一些？还有待观察。因为在一些领域，分歧不但存在，还很尖锐，我们不会让步，美国也仍然把我们当对手甚至当敌手，当成第一号乃至唯一的挑战他霸权地位的国家。

但“止跌回稳”是这次旧金山元首会晤看得见的成效，在这个基础上还达成一些新的共识，包括增加人文交往，增加航班，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措施。比如说人文交往方面，对香港来说，当然是利好。

如果中美关系大盘子能够“止跌”，那么外部势力拿香港问题做文章的空间也就变小，外部势力试图打压香港经济、影响香港民生、影响香港稳定的力度至少也可能会减轻。

至于香港如何在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中发挥作用？其实在中美关系大盘子里，在民间、基层、青年、企业间和地方间合作和人文交流这些领域里，香港都大有可为。

首先，香港可以在地方合作中发挥直接作用，它的主动性高于内地省份，在香港基本法规定下有一定权限；其次，目前美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给予香港特区护照免签证和落地签证待遇，所以在人文交往、民间交往方面，香港比较便利；再次，香港在商业交往上具有天然优势，它和美西方企业间的联系很密切，而且美西方很多企业在香港不仅有办事处、分部，还有很大的市场和利益；最后，香港作为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和平台，与美国、英国以及整个普通法系国家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具有很多“天然联系”，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西文明互鉴方面，香港也是一个平台和桥梁。香港本身就一直有很多普通人怎么创业、发展，怎么融入世界、在世界上做贡献的例子，不止企业家，行行业业都有普通人奋斗成长的故事。

香港在这几个领域对自己的位置和作用把握得越准，就越会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做贡献，中美关系越稳定，香港就越能贡献也越能受益。

观察者网：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在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平台上，如何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贡献力量？

黄平：香港这方面更是大有可为，这一点我认为至少新一届特区政府，从特首本人到特区政府各个部门很多高级官员，还有商界人士，都看到“一带一路”对香港来说是很好的机会。因为香港原来就跟很多“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关系密切，最明显的就是东南亚。香港与东南亚的天然联系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起到桥梁的作用，并在其中求得新的发展机会。既贡献力量，同时也能从中受益，这很重要，香港民众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就业，企业能够在这些项目中获得利润，甚至获得高于本地经营的利润，或者使成本低于本地经营的成本。

香港能做的不止是大湾区合作、去东南亚发展，还能为内地企业提供丰富的经验。前十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力度很大，速度很快，但是在对当地的了解、对当地法律的认知、对当地经营方式的熟悉等方面，香港先走了半步，有些情况下先走了一步，甚至先走了两步三步。在“一带一路”重点关注“小而美”项目的“工笔画”阶段，对部分沿线国家和地区更熟悉的香港，可以帮助内地企业和方方面面的参与者。这也是香港对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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