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10月25日，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抗美援朝纪念日，距离这场共和国立国之战的伟大胜利，已经过去70年。

70年来，我国影视工作者，一次次将抗美援朝作为主题搬上银幕，让这段光荣岁月，拥有了质地独特的相册碑铭。

缘起：奠定了一个母题

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艰苦卓绝的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主席对前线战士舍生忘死的动人事迹深为动容，批示要将此拍成电影、送达千家万户。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推动的主题创作，它的特殊性，不言而喻。

于是，经过数年准备，1956年，首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上甘岭》横空出世，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全国人民争相观看，主题歌《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更是脍炙人口、传唱八方。

由此，开启了一场蔚为大观的“抗美援朝电影热”，《长空比翼》《友谊》《奇袭》《三八线上》《英雄坦克手》《英雄儿女》《碧海红波》《激战无名川》《飞虎》等十余部经典影片，随后梅花间竹般竞相涌现。

这构成抗美援朝题材电影的第一个高潮期，放在此文的回顾语境中，或可称之为“经典形态期”。

因为许多影响深远的表现结构和情感取向，都在这阶段里，悄然形成奠定。

首先是“微观切入”的视点。朝鲜战场波澜壮阔，一个上甘岭双方就出动10万余人、消耗200多万发炮弹、发生59次阵地易手的拉锯，勿论外围的军力布局、兵团调动、后勤运送，绝非一部电影所能讲清理顺。故而，主创避实击虚，巧妙舍弃流水账讲法，将一切凝集到一处高地甚至一个战壕坑道内。在人物塑造上，则以舞台剧“立主脑”方法，创设核心典型张忠发连长，以之为样本、模版、标尺，汇合杂糅进全军指战员种种优秀品质——据编剧回忆，张的身上，至少包含7位他所采访到的志愿军连长的性格特质。

“事件聚焦+人物聚焦”的讲法，前后呼应、逻辑严密、线索清晰，实现了戏剧矛盾的高度统合和情绪的直观爆破。后续作品纷纷见贤思齐，沿用“以小见大”手法：《奇袭》只讲一次伏击战，《碧海红波》只讲一次雷达干扰，《三八线上》只讲一次反特行动和一次亲人相认，《友谊》更是只讲对一个朝鲜孕妇的照顾……均效果良好。

当然，不难发现，这“微观”最终落实点，还在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具体角色身上，这便涉及又一抗美援朝电影的共有标志：“英雄赞歌”模式。

正如《奇袭》中的方勇、《长空比翼》中的张雷、《烽火列车》中的刘风、《英雄坦克手》中的张勇、《激战无名川》中的郭铁，至于《英雄儿女》中王成手握爆破筒从山巅纵身而跃的画面，更是几乎定格成一座雕塑般的视觉征象、一把启动集体记忆的密钥，其符号意义，无从代替。

毫无疑问，这来自抗美援朝战场上所涌现的数量格外庞大的、形象格外鲜明的、行迹格外丰富格外感人格外具有记忆点的烈士群英谱：国人自幼便耳熟能详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正是他们的铮铮铁骨、勇毅豪迈、气吞山河的血性，赋予了电影天然的底色和重心。

另一非常重要且具有辨识度的地方在于：

此前新中国所摄革命战争影片，并不以“风格上近乎残酷的现实主义还原”见长，相反，其中佳作倒更多是诙谐幽默风的轻喜剧，或古典色彩的草莽侠义传奇。典型代表，前者如《小兵张嘎》《鸡毛信》《地道战》《地雷战》，后者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渡江侦察记》。该现象成因复杂，有来自共和国正值青春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有来自“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指导，也有来自资金技术短缺的客观限制。

但当抗美援朝进入大银幕后，带来的却是对战争最严苛、最狰狞部分的“正面强攻”：谁都知道，这是一场极不对等的作战，是在自然环境与保障条件极端恶劣、武器装备极端悬殊的前提下展开的，里面几乎没有任何“轻松愉快”的缓释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上甘岭》自始至终煎熬在“水的匮乏”这一物理性焦灼之上，《碧海红波》《激战无名川》均以“不惜代价守护运输线和补给线”为任务主体，《英雄坦克手》和《烽火列车》都有主角用自己身体为诱饵吸引敌人炮火、掩护战友的惊心动魄场面，《英雄儿女》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更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壮基调的绝佳注脚。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微观切入”视点、“英雄赞歌”模式、“知其不可为而为”基调，三个关键词，立住了“经典形态”，直至今天，仍在有意无意地发挥作用：《金刚川》只讲修复一座桥，《狙击手》只讲营救一个人和一份情报，《长津湖》那么大的气场，也没把载体溢出一支连队和一对兄弟；《长津湖》里穿插连孤身犯险，《狙击手》里我在明敌在暗，《金刚川》里桥一次次被炸再一次次修复，也都有种“老子就没打算活着回去”的义无反顾的献身，有种“烽烟滚滚唱英雄”的隔空再续。

新变：回答了一个命题

时间来到世纪之交，由于外部环境、市场偏好与大众文化心理一系列复杂变迁，抗美援朝题材也经历过相对沉寂的周期，但厚积方能薄发、蓄力终得持久，伴随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强大，伴随全新的时代精神思潮、国际关系、民族认同，“讲好抗美援朝故事”的任务，迎来又一轮当下的成果盛放。

尤其近年，配得上视作抗美援朝题材的第二个高潮期，放在此文的现实语境中，或可称之为“新变探索期”。

“新变”体现在许多方面。

有视听语言上的革命。

工业、科技和技术的进步，对接了世界电影最前沿的潮流：视效、大场面、爽感、爆点、高频次快节奏， 血浆喷溅、子弹爆头、断壁残肢，长镜头和分画框快剪的交迭、多视点切换、模拟第一人称视角的手持摄影、乃至对弹道的声效凸显，在更仿真、更身临其境的意义上，复现了各种形制的“战场拟态”，让那段历史变得愈发近在咫尺，也愈发血脉贲张。

可以说，近年来主旋律影像不断开启的破圈努力——增进观赏性，嫁接更多的类型快感，多是由抗美援朝题材来催化的；而当前华语战争片在技术、规模、效果上可以拥有的极致形态，也几乎都是由抗美援朝题材来触及和兑现的。

有价值取向上的演进。

1983年《战地之星》中的英语广播员、2000年《三八线上的女兵》中的女性群体，乃至《金刚川》里的敌军飞行员，都为既有的抗美援朝讲述框架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角度，乃至《长津湖》里那句“有的枪必须开，有的枪可以不开”，也在传递更多的和平主义立场。

值得强调的是，此种立意上的拓维，并不导向对保家卫国之正义性、坚决性的柔化软化，而是以更开阔的格局，让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双向共存，让“英雄”与“人”双向共振：《长津湖》中的新兵伍万里、梅生、雷公，《金刚川》中的张飞、关磊师徒，《狙击手》中的冷枪五班战士们，都是英雄；但当大家起哄欺生、看孩子照片、梦里还喊着吃包子、收藏女兵的红围巾、在敌方指挥部里捡拾巧克力时，他们又都是“人”，与飞机单挑前喊的不是“祖国万岁”而是“老娘保佑”、死亡前一刻唱的不是国际歌而是沂蒙山小调、伤重不治时说的不是“党费还没交”而是“我疼死了，别把我留在这里”，这依然还是“人”。

但更核心、更关键的新变，还得回到那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上：我们为什么要去打这场战争？

这问题在上个阶段的政治信仰体系里也许是无需自证的，但今日则全然不同，要知道，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国际知名战争题材，都在以西方式的“无差别反战”作旨归。

带着“反战”去拍战争，确有积极意义，但它很难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有一种战争是正义的呢？是反抗侵略呢？是被压迫者获得自由的必经之路呢？

故而，美式战争片的伤痕美学，几乎全都发生在战争的参与者——士兵的“战后创伤”上，却极少关注战争的承受者——被侵略国家和民众的“战前创痛”上。对咱们心中的“抗美援朝”来说，后者才是注脚和本源，那一代中国人，正是在对国家自强、民族独立发自肺腑的渴求下，才走入战争的。

他们走入战争，是因为他们经历过最多的战争、因为他们不想再有战争。

这个“以斗争求和平”的辩证性，留下了一幕幕以影像形态书写的“银幕内回答”：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是高瞻远瞩的、属于巨人的回答；张颂文饰演的伍修权说“时代不同，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是掷地有声的、属于外交的回答；吴京饰演的伍千里告诉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我俩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下一代就不用打仗了”，这是语重心长的、属于老百姓朴素心愿的回答。

也就是说，我们的抗美援朝叙事走到今天，已经在一种“以战止战”的价值阐释空间中，具有了英雄叙事与和平叙事的二重性，且让此二重性得以互为因果，显得更加游刃有余。它反击了后现代主义盛行下的犬儒和虚无，解决了连好莱坞都无法解决的战争片的价值困惑，也为全世界的电影人，诠释出一种属于战争片的崭新可能。

摇摆：遇到了一些问题

必须承认，这些年的抗美援朝题材作品，固然气势磅礴、票房井喷，但在专业评价和群众口碑中，还是显得有些不统一。

《长津湖》和《金刚川》都存在部分争议，尤其刚刚过去的国庆档，陈凯歌导演执导的《志愿军：雄兵出击》，作为抗美援朝电影史上最有野心、最大体量的巨制，坐拥“国家队”级别的资源，却在市场和风评上双双未达预期。

凡事均有两面性，磕磕绊绊，或者正归因于之前的势如破竹。

越拍越多、越拍越好，难免想“越拍越大、越拍越完整”。前面提及过的某些传统比如“微观切口”，也就松动、摇摆、被丢开了。

《志愿军：雄兵出击》是典型的“全视角、全层次”作品，开头先是领导人，然后是各军战士，然后是外交人员，然后是基层连队，一级级讲下去，用一个预设好的大主题，把各种“单独拿出来都能撑一部戏”的梗都往里装，这想法当然不错，但纳入两小时、至多三小时的体量当中，真心过于考验主创的影像编织能力，待到成片出来，难免漫漶失焦，哪一分支都无法做深入展开，哪一分支都像PPT般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志愿军：雄兵出击》部分宣传海报

越拍越多、越拍越好，难免会“越来越多人要拍，越来越多人能拍”。

仅看导演身份，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管虎等第六代，郭帆路阳等新生代，甚至徐克林超贤等香港导演，都在近年参与过抗美援朝电影的制作——尤其《长津湖》《金刚川》都是“同一部电影就有三位导演联名”、“同一部电影就切分成三位导演的板块”之合体产物。

不同背景的主创各有各的艺术诉求与惯性，分别代表着商业电影、作者电影、艺术电影的不同关注点和经验，海纳百川是良性和健康的态度，但在短时期内，总难免带来碰撞、杂沓和内在紧张。

于是，近来的抗美援朝题材，日益显现出“主旋律传统、类型片传统、艺术电影传统甚至港片传统快速拼合”的味道。这些传统各自强大的惯性加成，保证了诸多亮色：类型片负责“真好看”，主旋律负责“真感人”，作者电影负责“真值得思考”，但彼此间的区隔，也会造成脱节、矛盾和评价分裂：想看类型片的觉得它磨叽，想看主旋律的觉得它虚无，想看艺术电影的觉得它煽得过当。

越拍越多、越拍越好，也难免会“越拍越急、越拍越赶”。

不断走高、前景光明，成了顶流、成了大IP，引来各路资本和从业者想要快速消费爱国情怀的摘桃子企图，一来二去，也沾惹了急功近利的市场恶习。

留意网友们的常见批评：志愿军到底会不会那么频繁地使用密集冲锋？志愿军到底吃的是炒面还是土豆？伍万里没经过训练直接上战场是不是过于儿戏？伍千里作为连长怎么从来不安排战术？一个人真能完成测距、计算、调炮、装填的全过程？被重创之后还扛不扛得起6公斤重的巴祖卡？乃至“前线正在热火朝天地打仗，后排怎么还在聊天”、“一场血战下来怎么一点伤都不带依旧细皮嫩肉的”？

哪句不在细抠你的“专业性”，哪句不在核实你的“严谨性”？

回想当初，为拍《上甘岭》，摄制组采访了一百多位参加战役的老兵，整理出数十万字的材料。而《英雄儿女》原著小说《团圆》的作者巴金，亦曾不顾危险亲赴朝鲜前线、体验志愿军生活、与战士们同吃同住。

一句话：你要表现这场战争，就要有配得上它、配得上那些英雄的创作态度。

总之，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已经取得瞩目成功，部分作品出现的部分不适，本质上，是它谋求更大增值的过渡期里，在不同取向间的探索扯动，造成短时间内的摇摆和拧巴。

跨越这些不适的唯一途径，也只有继续努力、继续向前。

我们只要牢记：

其一，抗美援朝精神是不能丢弃的民族之魂，需要不断地借助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进行弘扬，为持续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贡献力量；

其二，抗美援朝精神是常说常新的宝贵财富，需要在对它的书写中，不断树立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历史与自我认知，承担起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大国担当。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找到更多更精彩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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