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件事情有民事上升到了刑事之后，所要承担的结果就不再只是简单的民事赔偿等民事责任了，而是要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说到重婚罪，很多人都不清楚要承担怎么样的法律后果。小编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下，重婚罪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希望能为您提供一些帮助。

一、重婚罪的概念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所谓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而且这种夫妻关系未经法律程序解除尚在存续的，即为有配偶的人;如果夫妻关系已经解除，或者因配偶一方死亡夫妻关系自然消失，即不再是有配偶的人。所谓又与他人结婚，包括骗取合法手续登记结婚的和虽未经婚姻登记手续但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所谓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指本人虽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故意与之结婚的(包括登记结婚或者事实婚)。此种行为是有意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

二、重婚罪的认定

重婚是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产物，是剥削阶级腐化享乐思想在婚姻关系上的表现。重婚是不允许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逐步健全的今天，重婚观念很严重。所谓“大款”养“二奶”已非常普遍。重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处理重婚案件时，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重婚罪与非罪的界限。

1、要区分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近几年来，拐骗、贩卖妇女的犯罪相当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其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

2、要区分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双方未经结婚而临时在一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不构成重婚罪。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1月27日在《关于如何认定重婚行为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如两人虽然同居，但明显只是临时姘居关系，彼此以”姘头“相对待，随时可以自由撤散，或者在约定时期届满后即结束姘居关系的，则只能认为是单纯非法同居，不能认为是重婚。”

3、从情节是否严重来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实践中，重婚行为的情节和危害有轻重大小之分。根据本法第13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有重婚行为，并不一定就构成重婚罪。只有情节较为严重，危害较大的重婚行为，才构成犯罪。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下面两种重婚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1)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又与他人结婚，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所以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2)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因遭受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一方知道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但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重婚故意，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二、重婚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重婚在中国《婚姻法》第10条中被规定为“婚姻关系无效”列。而婚姻关系无效的法律后果，尽管现今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但都离不开对重婚者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这两种惩罚方式：

(一)重婚罪量刑规定及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基于重婚严重侵犯了无过错方的人身权利，妨害与破坏了婚姻家庭安全，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因而许多国家的刑法都确定重婚是一种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中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重婚为一种应受刑事制裁的侵犯人身权利罪，中国《婚姻法》与现行刑法相适应，在第45条中明确规定：“对重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律要对重婚者的刑事惩罚到位也决非易事，这突出表现在对事实上的重婚的刑事惩罚难以落到实处，对纳妾性质的重婚者的惩罚显得苍白无力。据有关方面统计，1999年广州市两级法院受理判决的重婚案只有10宗左右，这与目前社会中出现的大量变相重婚的严重情况极不相称，致使大部分事实上的重婚不受刑法追究。

对于日趋蔓延开来的大多数事实上的重婚，重婚者之所以能够轻易逃脱刑事惩罚，究其原因，除了刑事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外，也有观念问题。一方面是，中国有关重婚的认定标准不明确，滞后于现实，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机关对重婚罪的处置。例如，现行刑法只是规定有配偶者再与他人结婚的才算重婚，而有配偶的人在固定住所有稳定同居关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算不算重婚的问题，对此有的人总觉得若把它纳入重婚的范畴，就似乎与刑法的既定条款表述不一致。另方面是，许多司法者欠缺对弱者的人身权利依法保护的高度的执法责任心。表现在一些执法者对重婚的社会危害性至今仍认识不足，总认为婚姻关系中的违法行为应由婚姻家庭调整，刑法不必多加过问。从而也就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刑法保护，使刑法在事实上的重婚面前显得无所作为。同时，社会中某些人出于不愿介入他人“家务事”，拒绝为司法部门提供旁证，也给重婚案调查取证带来困难，影响了司法机关对重婚的及时处置。

(二)重婚罪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基于事实上的重婚、变相纳妾、第三者插足等行为，是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违反，它严重侵犯无过错方的同居权、贞操保持权等一系列配偶权利。由此决定法律不但应当对重婚者予以刑事惩罚，而且还应当由重婚者对无过错方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刑事惩罚重婚者是手段，保护无过错方的婚姻家庭权益才是目的。为此，婚姻法律制度应当设置对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因重婚罪造成无过错方损害的，应当得到赔偿。中国《婚姻法》第46条第1项规定：“因重婚的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由此体现了对无过错方损害的经济补偿。这对无过错方具有补偿性，对重婚者则具有惩罚性。

在离婚诉讼中，如果确实是因重婚引起婚姻关系破裂而导致离婚的，“重婚人”与“相婚人”对无过错方应负连带赔偿责任。近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权益，都规定了只要具备包括重婚、通奸、遗弃等妨碍婚姻存在的离婚法定事由的，过错方都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此，中国《婚姻法》合理借鉴了外国婚姻家庭立法的有益经验，明确规定因重婚或婚外同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是中国婚姻法律制度中第一次设置的损害赔偿制度，标志着中国婚姻家庭领域的民事责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重婚罪不仅破坏一夫一妻制，而且对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国家法律严厉禁止重婚行为。如果不幸遭遇配偶重婚，受害方可收集配偶重婚的有力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法律在公平、公正地维护受害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严惩重婚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