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为江晓原为《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美】沙利希·浦洛基著）新译本的审读意见。

【文/ 江晓原】

核电成本为何难以估算

在许多人心目中，“新能源”中当然包括核电。但实际上核电在“新能源”中居于一个非常奇怪的地位，有时它被排除在诸“新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等）之外，有时被包括在内，却又被限定为“聚变核能”——那是至今还远远无法实际应用的设想。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在他的《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The Future: Six Drivers of Global Change，2013）一书中，对于如今备受争议的核电着墨不多，不过他认为：“最近几十年来，核反应堆的成本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在大幅稳步上升。在发生日本福岛核电站悲剧之后，核能源的前景进一步暗淡下来。”他还认为，虽然世界上仍有不少核电站正在建设中，“但是以低碳能源选择评估标准来看，核能源的成本和潜在安全隐患都是显著的负面因素”。

戈尔的上述措词已经十分谨慎，而他在另一本著作《我们的选择——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Our Choice, 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2009）中，则明确告诉读者：“核能的利用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戈尔在这一章中谈到了核电目前的两个致命问题：

一是核电设施本身的安全难以保障（注意此书作于日本福岛核电灾难之前），二是核电运行中产生的核废料无法长期安全存放。这两个问题也正是人们质疑核电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经常被告知，核电是“高效、经济”的，但戈尔所说的“核反应堆的成本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在大幅稳步上升”，是指目前很难在美国或欧洲找到一家著名的工程公司愿意为核电厂的建设成本作出估算，他还引用“世界核能组织”战略与研究部门主任史蒂夫·基德在《国际核能工程》中的说法：“要对当前的核电厂建设成本作一个精确的估计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核电厂的建设成本难以估算呢？其实不难理解——在核电的上述两个致命难题目前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核电厂的潜在风险最终都将由社会及政府来承担，其建设成本当然就无法精确估算了。切尔诺贝利（1986）和福岛（2011）的核电灾难都证明了这一点。

“与魔鬼同行”

考虑到全球对电力的需求仍在快速增长，地球上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储量都是有限的，而能够替代上述三者的能源方案中，目前核电相对来说是最为成熟的。人们经常等不及新能源的研发和推广，所以核电在许多人看来仍是目前难以放弃的选择，遂有“核电就是魔鬼也只能与它同行”的说法，因为核电确实存在着隐患和难题。

我们多年来习惯把科普看作一种歌颂科学技术的活动，而在传统的科普理念中，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任何危害和负面作用，都被断然排除在科普内容之外。例如有关核电的科普，总是强调核电如何“高效”“清洁”“安全”。但对核电实际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危害，则几乎总是绝口不提。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通常被认为属于“环保”话题，而不是核电科普的题中应有之义。

例如，核电站最大的问题，是它运行中所产生的放射性核废料。世界各国都为此事大伤脑筋，至今尚无完善的解决办法。在世界各地的核电运行中，核废料继续分分秒秒在产生并堆积起来。

废料被储存在硼水池中，大概几十年之后再进行永久处置（图源：网络）

美国和日本的办法，起先是将核废料装入金属桶后丢进大海（让人直接联想到现今日本悍然将福岛核污水排海）。以《寂静的春天》名世的蕾切尔·卡森，曾长期在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任职（1935～1952年），在此期间她撰有《海洋传》（The Sea Around Us），在1961年的修订版中（这个版本的中译本序是笔者写的），她向读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

人们长期以来把海洋当作一个排污场，所以核废料也被装入密封桶中沉入海底。虽然当时说应该沉入1800米深的海中（卡森指出有时它们实际上被丢弃在更浅的海域），但是这些密封桶的设计寿命有限（50年左右），而且人类对海洋深处的情况还很不了解，一旦污染物泄漏会有什么后果？卡森对此提出了深切的忧虑与警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的许多研究也表明，由于海中的动力过程以及生物作用等影响，深海存放核废料是不安全的。卡森指出，海洋不能无止境地吸纳各种垃圾，而是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命体。海洋中的微生物会吸收那些污染物质，而微生物又会被大生物吞噬，而大生物又会四处活动，将这些有毒物质进一步扩散，而人类最终还要吃各种鱼……

后来联合国禁止继续向海洋丢弃核废料，美国就计划在尤卡山的地下隧道存放77000吨高放射性核废料，但不幸的是他们现有的核废料已经足以填满尤卡山；日本则打算在青森县建立“核燃基地”，计划在那里堆放300万桶核废料，并持续管理300年。而以核电运行中产生的废料之一放射性钚239为例，它的半衰期就长达24000年，持续管理300年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本书的可取之处

在上面的背景之下，再来看这本《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Chernobly: The History of a Nuclear Catastrophe），就容易获得正确的理解并吸取有用的养料了。

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发生于1986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已经经过了5年，苏联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的应对，在此期间已经基本完成。当然因为灾难后果极其严重，各方面的影响至今也无法完全消除。

1986年5月26日，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致命爆炸（图源：视觉中国）

对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的发生原因、苏联政府和有关机构的应对成败等问题，西方和苏联/俄罗斯都有各自的叙事，已经发表了无数回忆、评论和访谈文章，出版了大量有关书籍，还拍摄了讲述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的电影。在这样的情况下，浦洛基再添加一本著作，意义何在呢？

本书作者沙利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现为哈佛大学教授，国籍是美国人。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有能力使用俄语文献的西方作者。他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这个优势，书中引述了许多当时苏联的相关史料。仅这一点，就有可能使他这本《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获得优胜之处：和一般西方学者相比，他有文献方面的优势；和苏联/俄罗斯学者相比，他又有话语权方面的优势。

在上述优势条件下，浦洛基和其他一些著作一样，当然也提供了大体完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始末，不过侧重点难免有所不同——这对于让世人更好地了解这场灾难来说，至少也会有“兼听则明”的好处。

在本书中，浦洛基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与5年后的苏联解体联系起来，他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是“苏联终结的序幕”。这个观点无论在事实上能否成立，至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浦洛基提出的理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不仅挑战、而且颠覆了苏联旧有的秩序。公开性政策使媒体和公民有权纵论时政，褒贬当局，而这一政策正是源于后切尔诺贝利时代。随着民众越来越多地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原有的保密文化逐渐退却。切尔诺贝利的灾难使政府承认，生态问题可以成为苏联公民成立自己组织的合法理由，这一做法打破了苏共对苏联政治活动的垄断。首批苏联群众团体和政党在生态运动中出现，并且席卷了苏联污染严重的工业中心。”从浦洛基这里的叙述，可以明显看到西方利用生态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历史痕迹，尽管浦洛基并不打算引导读者去关注这种痕迹。

考虑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发生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在大力推行他那种实际上是自毁长城的新政策，所以切尔诺贝利灾难对于苏联解体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还是可以商榷的。不过将它视为压垮骆驼的稻草之一，应该可以言之成理。

本书的问题

不得不说，本书的问题相当严重，而且这些问题都具有隐蔽性质。

例如，是在贯穿全书的叙述中，作者刻意将乌克兰地方当局表达成一个与苏联平行的国家政府，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句式：“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自凌晨2电40分起，就一直与乌克兰政府总理奥莱克桑德·利亚什科进行通话”“包括利亚什科在内的乌克兰领导人是从莫斯科方面获悉在自己的领土普里皮亚季所发生的事故”……这种句式在不了解相关历史的读者看起来十分正常，作者似乎是在叙述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

但事实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发生于苏联解体之前5年，那时乌克兰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实际上就是苏联这个国家中的一个行省。而本书原版出版于2018年，那时乌克兰与俄罗斯——苏联的继承者——的关系已经急剧恶化，本书作者作为一个入籍美国的乌克兰学者，他个人的政治立场对本书叙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又如，作者在书中借他人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是俄罗斯人故意将此类电站建在乌克兰领土上，他们知道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主要是乌克兰人遭殃。”任何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的荒谬——建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时，乌克兰是苏联国家领土的一部分。然而作者却对这种观点毫无分析和批评。

再如，本书初版于2018年，福岛核电灾难已经发生了7年，但是本书作者只在“尾声”的末尾提了一句“在切尔诺贝利事件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候，还是发生了福岛核事故”，然而才隔了几行，作者总结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的教训，说“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消除孤立主义至关重要”。但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日本是“孤立主义”国家吗？那里不是有着完全西式的“民主制度”吗？为什么也会发生核电灾难？

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发生于1986年，到福岛核电灾难上演的2011年之前，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归咎于苏联的体制，并指责苏联政府应对不力，成为一种非常省事、甚至非常“政治正确”的说法。但是福岛核电灾难的发生，特别是日本政府在应对上的无能和不负责任，甚至悍然将核污水排海祸及全球，简直达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这对用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指责苏联的说法，至少在客观上形成了致命的对比和挑战。这也许就是本书作者在全书叙事中对福岛核电灾难视若无睹从不提及的隐秘原因吧。

总的来说，本书是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的一个西方立场的故事版本，读者本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之旨，阅读它还是会有收获的。但必须注意不要被作者通过隐秘的叙事技巧而误导。本书译者宋虹，对自己翻译的作品难免有些好感，在“译后记”中对本书作者也说了一些赞颂之辞，不过在最后还是忍不住告诫读者：“阅读时应该秉持理性而客观的态度，独立思考，莫尽信，莫惘然。”旨哉斯言，真可在开读本书前三诵之也。

今天回顾切尔诺贝利的意义

在福岛核电灾难发生之后，再利用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从社会制度方面去诋毁苏联，已经在逻辑上失去依据。那么今天我们再次回顾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的意义何在呢？

这个意义就在于：让我们认识到核电在当下社会中，实际上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产业。上文所述戈尔强调核电成本难以估算，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核电当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在以核废料为首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发展核电产业基本上只能在如下几种路径上努力：

1.研发更安全的核反应堆，并大力加强管理确保安全运行——切尔诺贝利的核电灾难就与管理不善有关。

2.从技术上设法减少核废料的产生，目前主要仍是从研发新型的反应堆入手。

3.加强核废料的处理和再次利用等措施。法国在这方面可能较为领先，因为法国是全国电力中核电占比非常高的国家。

核电产业在中国发展迅速，在全国电力中的占比逐年有所提升。而且中国核电至今安全纪录良好，目前已开始向国外输出设备和技术。为了解决核废料难题，中国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在甘肃省建设的核废料处理基地，也已经多次见诸媒体公开报导。

如果说发展核电真的是“与魔鬼同行”，我们也必须驾驭住这个“魔鬼”，只让它为我们干活，而不让它作恶。

本文原为作者给《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新译本的审读意见文。《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美）沙利希·浦洛基著，宋虹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预计202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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