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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以对成为公共舆论焦点的热点事件分析为主，由985院校上岸姐妹撰写，从事件介绍，到可以使用到的相关理论内容、论述语句，全方位地为正在备考的24届老婆提供学习思路与相应的可记录语句，在保证应试的同时，也希望秃头所能够成为一位赛博观察者，成为加速社会时代下得以让过去的历史能够保存下来的记录者，用书写、用文字，阐发独立思考，让理想与观点入世，使其得以真正洞察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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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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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蔑视卑微的懦夫。”

当听说张桂梅老师的事迹要改编成电影时，相信很多人是开心的。但当时也已经有人注意到，电影的编剧和导演都是男性，对于他们能否共情大山中无法上学的女孩持怀疑态度。当这部《我本是高山》与观众见面时，果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比如，表现女孩不学习，原因是贪玩逃学去购物；表现女孩家庭不好，是女孩的妈妈酗酒家暴不干农活；表现张桂梅校长致力于教育事业，是因为思念亡夫而不是因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大众传媒是阿尔杜塞眼中典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无意识之中培养着人们的思想。同时，大众传媒生产的内容也是强有力的社会话语，形塑了人们对某事某物的看法。《我本是高山》在彰显张桂梅校长无私奉献的形象的同时，也无意识之中贬低了其他女性甚至是张校长本人的思想境界。

一、女性形象的扭曲：无意识的厌女症

阿尔都塞通过症候式阅读发现，社会庞大的观念、制度体系先于个体的存在，个体在未能有独立思考能力前就已经接受了这种先在，这是包括家庭、学校、传媒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个体规训的结果，个体是被这种机器所操控的人，呈现了一个对于公众永固的牢笼。意识形态既是一套表征系统，也是一种物质实践。作为物质实践的意识形态通过国家机器来运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方式是对个体的“召唤”和“质询”，个人通过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出质询的应答承认了自己的主体身份，被嵌入到关于现实的想象中。

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对信息内容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意义，但该活动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意识形态的驱动。

在结构性的男权社会之中，厌女症是社会的普遍病症。《我本是高山》在电影剧本创作的过程中，将酗酒家暴的父亲改成了母亲，被人调侃为“好小众的人设”。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对女性角色的负面化表达更贬抑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

二、舆论场中的话语建构：话语权的争夺

类似于《我本是高山》这部电影中的“女冠男戴”、“男锅女背”的事例并不鲜见，例如《金陵十三钗》中的神父原型是女传教士魏特琳、《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下乡男老师原型是女教师方平尔、《狂飙》中安欣的原型是湖南女法官周春梅……

一个社会中，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将自己的利益反映出来，谁就将自己的意志表达出来，谁就能引导整个社会的舆论走向。在福柯的定义中，话语总是包含着形成产生和扩散的历史过程，包含着环绕着它的一系列社会力量及其相互争斗与勾结。话语不是孤立的语言力量，而是与社会文化网络中的一系列力量纠缠在一起的，是活生生的力量竞争和紧张关系，是靠特定的策略和权术来实现的话语的形成、传播、转换、合并等过程都势必搅动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

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中影响力较大的话语形式，代表的是某种建构社会意识的权力。当被话语建构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大时，“平等”的构想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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