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弗里·弗里德曼 翻译/宁栎 校对/周子怡】

目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许多事情上存在分歧，比如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堕胎，以及拜登是否真的赢得了2020年大选。但在国际事务方面，几乎所有候选人都采取了激进的强硬立场。前四名领先者德桑蒂斯、妮基·黑莉、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和前总统特朗普，都主张攻击墨西哥以打击该国的贩毒集团。例如，特朗普表示，他将向墨西哥派遣“所有必要的军事力量，包括美国海军”。这些候选人还呼吁升级与伊朗的对抗。从总体来说，他们要求对中国施加更多敌意，不惜使用耸人听闻的措辞。例如，德桑蒂斯宣称美国必须像对待“苏联”那样对待北京；黑利断言中国正在领导一个新的全球“邪恶轴心”；拉马斯瓦米称中国为“我们的头号敌人”。

2023年9月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生物技术投资者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参加总统候选人辩论

从表面上看，这些立场似乎与美国人的态度脱节。路透社2023年9月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只有29%的选民赞成在没有墨西哥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攻击墨西哥的贩毒集团，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墨西哥政府不会同意。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今年1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2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对手。尽管全国性调查不一定反映初选选民的观点，但特朗普在2016年能在共和党里胜出，靠的确实是主张放弃军事干预主义并承诺减少美国的全球介入。因此，向墨西哥派遣美国士兵或对中国发动冷战的主张，明显违背了美国的传统智慧，即美国人希望总统避免耗资巨大的海外行动，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

但是，尽管美国人说他们反对本国侵略性的单独干预或者行动，但他们的投票行为表明，他们喜欢强硬、好斗的总统。根据我的研究，认定政治家是一位强大的领导人，比认同他的外交政策立场，前者吸引选民投票的可能性是后者3倍。当选民被问到为什么一位总统候选人在处理外交政策方面会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时，选民提到候选人的个人品质（如力量和果断）的可能性，是赞扬候选人外交政策纲领中具体内容的2倍多。这些模式表明，只要这有助于显示总统和总统候选人是个够格担任总司令的强人，他有可能采取不受欢迎的外交政策立场。

政客们早已发现了这个秘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两党候选人都经常使用激进的外交政策来证明他们有足够实力领导美国。这种强硬态度有助于赢得选举。但这也产生了一系列违背了公众意见的后果，包括高涨的国防预算，随意卷入战争，单边外交。

鉴于冰冷的选举逻辑，修复这种脱节并不容易。但是，如果候选人将他们的强硬从国际对手转向好战的国内精英，他们就可以看起来强大而不强硬。政治家们还可以解释说，强大的领导需要坚持一系列重要优先任务，例如加强美国领导的联盟的信誉，而不是扩大美国的外交政策承诺。与此同时，选民和专家应该意识到，选举一位强大的总司令这种看似合理的愿望，实际上可能扭曲美国的外交政策，鼓励总统作出更强硬的决定，以至于超出了美国人的愿望。

硬如钉子

当肯尼迪在1960年竞选总统时，他认为外交政策是他的主要政治弱点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肯尼迪曾在海军服役，但他几乎没有处理国际事务的深度经验。相比之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因领导美国参议院的反共调查而名声大噪，还在电视直播的“厨房辩论”中反驳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手下当了8年的副总统，几乎跑遍了世界，而艾森豪威尔仍然是美国在全球问题上最受信任的权威。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顾问中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他在一份竞选备忘录中总结了这一挑战，指出“尼克松会宣扬他处理过很多麻烦和危险的问题，是个老手。应对这点将是我们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也许最难的。”

肯尼迪的团队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提出选民喜欢的外交政策。正如为肯尼迪提供公众舆论建议的政治学家乔治·贝尔纳普所写的：“很大一部分人会表示关注‘维持和平’，但他们不关注具体的外交事务。”相反，贝尔纳普解释说，大多数选民倾向于把外交政策的讨论变成对候选人领导力的全民公决。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伊契尔·德·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也为肯尼迪的竞选活动提供了建议。普尔赞同贝尔纳普的看法：“在问题上的特定姿态不会直接影响许多选民，”他写道，“肯尼迪处理具体外交事务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展示他的知识和能力来拔高他的形象。”

1960年9月26日，美国总统竞选首次展开电视辩论 尼克松肯尼迪唇枪舌战（图源：视觉中国）

为了做到这一点，肯尼迪将他的外交政策纲领聚焦于增加国防开支，特别是扩大美国的核导弹规模。从理论上讲，这么做赢面不大。根据盖洛普的数据，只有22%的选民认为国防开支太低，19%的人认为太高，45%的人认为不高不低。显然，最受欢迎的政策是保持国防开支不变，这也是尼克松的主张。但正如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顾问之一沃尔特·罗斯托所解释的那样，在国防开支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将使肯尼迪看起来能在国际政治中“抓住主动权”，同时使尼克松在面对苏联威胁时显得反应迟钝。肯尼迪的民调专家路易斯·哈里斯说：“这代表肯尼迪处于进攻地位，尼克松处于防守地位。”因此，肯尼迪在竞选演讲中大力宣传他的提议，宣称他在国防开支上的激进立场表明他将是“国家利益的积极支持者”，而不是“一个认为账本收支平衡时就能交差的记账员”。肯尼迪竞选团队进行的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在关心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选民中稳步上升。肯尼迪最终认定，在国防开支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对他以微弱优势获胜至关重要。

候选人充分利用选民的冲动进行决策

4年后，当约翰逊总统竞选连任时，他也认为外交事务是他的主要政治弱点之一。约翰逊的共和党对手戈德华特似乎势头很猛，他指责约翰逊面对越南的共产主义运动表现胆怯，反应迟钝。戈德华特呼吁做出更积极的回应，并在他的政治演说中指责约翰逊如何让美国“陷入一场漫无目的、群龙无首的战争”，以及越南如何“成为本届政府优柔寡断的牺牲品”。约翰逊的私人民意调查表明，越南是他最不利的政策弱点。约翰逊对他从前的导师、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说：“每个共和党人都抓住这个大做文章。”拉塞尔表示同意：“这是他们唯一的牌。”

约翰逊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只有15%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但约翰逊的顾问们仍然相信，在越南政策上强硬将有助于让约翰逊摆脱软弱的指责。约翰逊的助手比尔·莫耶斯在一份备忘录中解释了这一逻辑，指出“政府官员特别是候选人，很难从支持和平中获得多少好处”，因为首先需要“保证他不是软蛋”。问题是，约翰逊如何才能在越南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同时又不吓到不愿参战的美国人？

约翰逊决定要求国会授予他在越南不公开入侵但使用武力的无限期授权，这样就能一举两得。约翰逊政府于1964年5月开始准备方案，到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时，这个方案立刻被拿了出来。正如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在一份名为《国会决议案的理由》的备忘录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一措施使约翰逊能够“继续展示美国的坚定立场”，而不必向公众解释他实际的越南政策。

尽管约翰逊的策略很巧妙，但还是遭到了阻力。起初，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民主党人富布赖特告诉约翰逊，他反对升级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但约翰逊说服了富布赖特，表示使用武力的决议只是一个工具，只用来扭转公众对他面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担忧，并承诺他将在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时向国会寻求进一步的批准。富布赖特随后带头在国会以最短辩论通过了《东京湾决议》。富布赖特私下向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人保证：“你放这个决议过关，就能给约翰逊一个竞选工具。”

约翰逊的目的确实实现了。尽管约翰逊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此之前，58%的美国人反对他对越南的政策，但一旦《东京湾决议》通过，高达72%的人支持约翰逊对战争的处理。约翰逊的民意调查员哈里斯写道：“一击之下，总统‘把他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政治弱点变成了他最强大的资产之一。’”但《东京湾决议》也给了约翰逊发动一场选民没有赞同的战争的能力。第二年，约翰逊违背了他对富布赖特的承诺，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派遣美国士兵前往越南，并将美国推向了代价高昂的耻辱失败。

近期的选举提供了许多类似的例子，表明领导人利用强硬外交政策立场来打造个人形象。根据政治评论员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的说法，美国总统克林顿1996年的竞选经理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鼓励克林顿“轰炸塞尔维亚以显得强大”，尽管只有少数选民支持对巴尔干半岛进行军事干预。在克林顿同意轰炸塞尔维亚军事阵地并派遣美国军队到该地区维和后，他意识到莫里斯建议的好处。据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说，总统反复表示“尽管60%的公众反对在波斯尼亚部署美国军队，但不管怎样，在他下令部署之后，公众对他外交政策的支持率上升而不是下降了。”伍德沃德写道，克林顿的结论是，“即使人们不同意”他的政策，“强硬和果断也是受欢迎的。”

在美中关系上装腔作势的政治风险很高

美国总统小布什2004年的连任利用了类似的逻辑。根据全国安纳伯格选举调查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收集的民意调查数据，只有43%的美国人支持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政策。但是，小布什没有宣布新的政策，而是坚持表示尽管有政治压力，他将在伊拉克“坚持自己的立场”。布什的竞选经理肯·梅尔曼(Ken Mehlman)在选举后的一次采访中解释说，他认为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政策不如其中透露的小布什个人品质重要。在伊拉克“坚持到底”可能不会吸引选民的支持，但它能帮小布什打造坚定的战时总统形象，梅尔曼认为这是值得采取的立场。“问题通常是关于品质，而不是问题本身，”梅尔曼说，小布什的品质中“对选民最重要和紧要的是，他是一个强大的领导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打破了这种模式。他批评他的前任发动战争，他的大部分外交活动，包括他努力谈判从阿富汗撤军，以及他自己没有发动任何新的战争，反映了选民要求避免代价高昂的军事冒险。但特朗普在外交政策的其他领域采取了激进的强硬立场，最明显的是他对美国传统盟友和伙伴的严厉批评。例如，特朗普称北约“过时”，指责墨西哥“在经济上杀死我们”，并说美国人“厌倦了被世界上所有人敲竹杠”。特朗普承诺，他将勇敢地对付这些国家，包括宣布他将在美国南部边境建墙，并让“墨西哥为此买单”。

从理论上讲，这样的言辞本应是一种政治责任。数十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他们的领导人与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全球问题。这些态度甚至在特朗普上任后仍然存在；根据2017年5月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意调查，8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总统公开支持盟友很重要。但特朗普声称自己是一个精明的讨价还价者，会阻止其他国家利用美国，这有助于说明他的决心。在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看来，这对他的政治成功至关重要。

摆姿态的力量

强大并不是选民判断总司令是否称职的唯一个人品质。选民们也希望总统拥有良好的判断力，换句话说，就是避免承担不必要的风险。1964年戈德华特的压倒性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戈德华特选择极端的外交政策立场，并用鲁莽的方式表达想将核武器“扔”到克里姆林宫。戈德华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狂热的反共主义者，不够资格掌握核武器密码。约翰逊利用了这种担忧，发布了一个后来臭名昭著的攻击广告。广告中的小女孩在鸟语花香中摘下雏菊花瓣，并用天真的声音数数，接着数数声音切换成核弹发射倒计时，最后是核弹爆炸场面。在广告的最后，一位解说员指示观众投票给约翰逊，因为“（戈德华特当选的）风险太高，你不能呆在家里（而应该出去给约翰逊投票）。”

但试图向选民展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良好判断力，大多数总统候选人能从中获得的好处相对较少，原因之一是这种判断力非常难以传达。良好的判断取决于环境：在一种情况下合理的外交政策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过于冒险或过于谨慎。即使是事后复盘，外交政策专家也经常很难区分国际事务中的好判断和好运气，外行人就更难做出评估。相比之下，总统候选人很容易利用强硬外交政策来展示实力。通过表态对抗对手，拒绝做出外交让步，并扩大军事能力，候选人可以让选民觉得他们将坚定地保护美国的利益。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得克萨斯州的竞选集会（图源：纽约时报）

特朗普决定在2020年1月暗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就很好说明很难评估政策的智慧，但很容易展示决心。在特朗普下令暗杀后，许多观察人士指责他鲁莽地冒着与伊朗开战的风险。还有人说，美国早就应该把苏莱曼尼作为打击目标，这次打击有助于威慑伊朗，使其今后不敢挑战美国。即使事后复盘，也很难确定特朗普的决定是否反映了良好的判断。伊朗对苏莱曼尼被暗杀的报复没有许多人预测的那么严重。因此，有可能特朗普仔细分析了形势，准确理解了这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危险，但也有可能是特朗普不知道伊朗会如何反应。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了在没有把握时掷骰子，刚好运气好没有输。

暗杀苏莱曼尼明确表明，特朗普会以其他领导人不用的方式惩罚伊朗。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曾拒绝对苏莱曼尼下手。在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拜登明确表示他不会批准暗杀。特朗普抓住这种对比，在2020年竞选连任期间提到这件事，并指责拜登软弱。

拜登2021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与暗杀苏莱曼尼鲜明对比。当时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选民对从阿富汗撤军好不好缺乏坚定的看法。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拜登选择结束一场长期而不受欢迎的冲突，将获得大量民众支持。但阿富汗政府的突然垮台和混乱的撤军沉重打击了拜登作为合格总司令的声誉。他的支持率迅速下降了6%，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拜登因政府从阿富汗撤军受到的批评增加后，缩短假期并返回白宫 (图源：法新社）

玩火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选民高度重视候选人是否适合担任总司令。影响总统政治遗产的许多事件都与国际事务有关，如杜鲁门处理朝鲜，肯尼迪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小布什处理9·11事件。当这些总统竞选时，这些事件都是料不到的。由于世界政治经常被突如其来的挑战所冲击，选民们有充分的理由关心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是否有处理外交政策的总体能力，而不是事先准备好一套具体的外交政策。

然而，候选人利用外交政策问题打造自己形象的方式可能会产生重要而真实的后果。例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关于攻击墨西哥的说法很容易放弃，因为这是一种吓唬，不会影响总统在任的决定。但总统们面临着兑现强硬承诺的压力，往往只能硬撑到底。大多数选民不赞成肯尼迪还是增加了国防开支；约翰逊拿到国会授权后，一步步陷入战争泥潭；小布什在他剩余任期里，一直陷在伊拉克；特朗普在任的四年里，与盟友关系紧张。

今天，当涉及到美中关系时，装腔作势的风险特别高。很难知道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关于怎样更有可能压制中国，甚至专家和政策专业人士也分歧很多；当然不能指望选民能断定哪些政策更好。但总统候选人有明确的动机利用中国来展示他们赢得大国竞争的决心，来表明他们不会在压力面前退缩，并指责竞选对手反应迟钝，看不到美国面临的威胁。要是这么做，候选人有可能使本已紧张的美中关系，升级到美国人不希望的对抗程度。

候选人可以看起来强大却不强硬

要克服这些冲动并不容易，因为美国人容易被强硬的领导人所吸引，但他们更希望看到克制的外交政策。在过去，政党通过提名具有丰富军事经历的总统候选人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些候选人可以依靠他们的经历让选民看到他们的强大，而不必采取强硬立场。艾森豪威尔的军事经历无疑是他在限制国防开支和使美国避免国外战争上取得非凡成功的部分原因。但历史上很少有候选人拥有艾森豪威尔的资历。除了德桑蒂斯，2024年的主要候选人都没有任何军事经历。因此，如果他们想倡导不那么强硬的立场而又不显得软弱，他们必须找到其他方法。

其中一种做法是用对抗性的语言来掩盖外交政策的克制，这在今天的进步左翼中很常见。这些政客们非但没有攻击美国的国外对手，反而咄咄逼人地谈论要对抗外交政策机构的有害因素。例如，2020年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在《外交事务》上指出，美国人需要“扳回”走错路的领导层，以便“采取一种适用于所有美国人的外交政策，而不仅仅为富裕精英服务”。另一种不同的观点是，强大的领导人需要用“盯紧球”方式来管理大国竞争，而不能被不必要的战争或多余的军事计划分散注意力。这是小布什政策的核心，他在2000年大选期间的外交政策立场，就是指责克林顿把美国军队拖进了人道主义干预和国家建设的琐碎计划上。

但近几十年来，进步派总统候选人一直难以赢得总统初选，更不用说大选了。尽管小布什承诺保持克制，他还是成为历史上最干涉主义的总统之一。如果美国人真的希望他们的领导人少一些强硬行为，他们最终需要改变他们对领导人的评价方式。美国人应该意识到，通过要求总统候选人公开展示他们的强硬，他们只能迫使这些候选人优先打造有吸引力的个人形象，而不是实现选民想要的克制外交。

要选民们集体改变长期以来对合格总司令的偏好是很难的。美国公民有权决定他们有多么希望选举强大的领导人。但选民们也应该意识到，候选人是如何系统地利用他们的冲动，而且往往用冷酷的方式。否则，美国人将继续对美国全球地位的成本和影响感到失望。

（原文于11月8日发布在“外交事务”网站，原标题为：“打造强大形象的政治——美国人喜欢说硬话做软事”The Politics of Looking Strong: Americans Like Tough Talk More Than Tough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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