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第八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这是近四年来国内举办的最大规模一次汇集国际高端智库的线下交流盛会。来自中美欧以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00名智库代表应邀出席这次创新年会，交流全球发展趋势的前沿观点，共商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

“中西对话”的首度在华线下会议

本次创新年会一共举行了五场圆桌对话，其中包括CCG与美国发起的中西对话项目（CWD）举行的两场圆桌讨论，主题分别是“国际关系愿景下的中美、中西关系讨论”以及“国际规范和国际交流平台”。

美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欧洲监管中心总干事布鲁诺·利巴贝格（Bruno Liebhaberg）、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政府学院荣休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亚洲研究所（the Asia Institute）所长贝一明（Emanuel Yi Pastreich）、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欧盟亚洲中心副主席及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和美国华美协进社联席主席彼得·沃克（Peter Walker）等数十名来自全球知名智库专家以及多名中方专家参加了这两场圆桌会议，CWD的两位联合发起人CCG理事长王辉耀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科林·布莱特福德（Colin Bradford）共同主持了了这两场圆桌会议。

中西对话是2019年由全球多个国家的智库或者非政府组织于2019年联合发起的思想网络平台。发起机构包括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GDP）、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愿景20”（the Vision20）、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芒克全球事务及公共政策学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 Public Policy）以及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太研究团队。包括CCG等在内的若干中国智库亦参与发起了这一平台。自发起以来，CWD已举办过若干线下会议并有较为频繁的线上讨论。本次智库创新年会上的圆桌会议，是CWD首次在中国举行线下对话会议。

CWD致力于三个方向的工作，即推动中国-美国关系的多元化，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化思维以及探索对全球秩序新概念的认识。在这一理念推动下，在北京的智库创新年会上，专家们更加关注从方法论理念上认识和研判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并从战略和宏观角度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对当前双边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

双边关系的“三维国际象棋”视角与“复合化”

在圆桌讨论当中，约瑟夫·奈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认知。他把中美关系纳入到全球视角，认为全球权力分配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军事实力，在这一领域美国由于具备在全球投放军事力量而具备绝对优势；第二层是经济实力，中美欧等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状态，因此在这一层面上具有多边色彩，并没有一方占据绝对优势；第三层作为底层被称为跨国关系，处于政府控制之外，参与方包括企业、智库、社会人文机制等多方面的力量。由于全球化的存在，各方在非政府领域的互动异常频繁，形成了绵密而复杂的沟通网络。在这一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与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例如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在进行历史类比时需要谨慎。

基于这一视角，约瑟夫·奈提出一方面要从大国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另一方面要在面对跨国危机时采取合作态度。在前者，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社会、经济上的强烈依赖性，双边关系要实现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提到的“可管理的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在后者，不应该考虑将自身力量加诸于其他国家（power over other countries），因为单一国家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应和其他国家共同发挥力量（power with other countries）。两者综合，其路线可以用布林肯所说的中美双边“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来进行描述和形容。

科林·布莱特福德为约瑟夫·奈的这一方法论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思路。他提出，应推动中美关系“复合化”（pluralize），将介于中美之外的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纳入到对话和专业交流当中。这也是他在CWD的若干次线上线下对话中经常提到的观点，将欧洲、加拿大、智利等国家引入中美关系的讨论中，降低中美关系因价值观不同而导致的对立，帮助重塑中美关系叙事和行为。让中等国家和新兴国家参与重构中西方关系。

避免“背对背对话”

相对于约瑟夫·奈和布莱特福德从学术和认知角度看待中美关系，白邦瑞作为一个自称“传统保守主义者”的言论更显得直言不讳。

他在圆桌会议上直接抨击美国正在破坏双边关系的根本基础——“一个中国”原则。白邦瑞认为，美国国会在对台军售等问题上不断掏空这一原则，是“过去五十年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然而，话锋一转，白邦瑞也批评中国对与美国保持沟通显得态度不够积极，特别表现在贸易、军控和军事交流三个方面，中方迟迟不呼应美方的交流诉求。他专门提到，在奥巴马时代，美方曾有意在维也纳举行包括美俄中在内的三方军控和战略稳定对话，但中方并未参加——有意思的是，在本次智库创新年会结束不到两周，中美双方即宣布将展开军控和防扩散磋商。

面对白邦瑞的抱怨，中方的与会专家予以了解释和澄清。不过更有意思的在于，布莱特福德也站在中立的角度对白邦瑞的说法予以了缓冲。布莱特福德表示，在贸易谈判问题上，受到国内劳工组织的压力，美方自己也不愿重开双边贸易谈判。而军控等话题，更应该纳入G20框架下予以讨论。

针对自从去年底巴厘岛两国元首会晤后双边持续至今的高层会晤没有达成明显协议的问题，布莱特福德也予以解释说，这是“背对背对话”，主要是做给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看的，展示外交上的强硬以凝聚国内政治共识。但他也特别指出，与“背对背对话”的初衷相反，这种做法容易导致社会分裂，而且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媒体扭曲和放大为敌意，是一种不可取的做法。

潜在合作领域有哪些？

CCG理事长王辉耀从建设性角度呼应了约瑟夫·奈提到的“竞争性合作”问题。他指出，中美双边在国际上有若干个需要引领并且齐心协力合作的领域。首当其冲的是气候变化问题。在今年九月CCG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年度论坛上，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透露，为了迎接十一月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他与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进行了十几次线上或者电话交流。这体现出了中美双方在应对全球挑战问题上所持有的共同态度。气候变化也因此成为“很容易产生成果”的双边合作领域。

此外，在基础设施领域以及数字治理方面，中美双方也各有自己的行动方案。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实践了十年。美国的“重建美好世界”（B3W）计划也在疫情期间提出并付诸实施。这两个方案都具有显而易见的多边性质。如果能够推动“一带一路”与B3W之间的衔接甚至耦合，或可推动中美关系复合化，化双边为多边，达到合作提升全球治理的目的。在全球数字治理的领域也是如此。

2024年美国进入新一轮政治周期，也为中美关系走向带来了较多不确定因素。在这一背景下，CWD对中美关系和全球治理的这些倡议颇有建设性。如果双边在保持竞争的同时，在全球治理方面能够形成某种合作态势，引入多边利益相关者，这或将为双边关系提供某种程度上的缓冲，进而为形成新态势下的中美和平共存创造有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