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郑州市管城区建兴路小学，一个不寻常的悲剧在10月31日发生了。

一位年仅23岁的女教师，在无尽的工作压力下，留下遗书后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遗书中的字句透露出一种绝望——那些杂务，那些与教书无关的繁重任务，疑似成为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校园里孩子们的笑声与跑步声交织。但在这欢快的背后，却隐藏着教师们沉重的叹息。她也许在忙碌中停下来，望向窗外，眼中映出的是孩子们无忧的身影和她那难以承受的重负。

她的内心，必然是矛盾和痛苦的，是在教育理想与沉重现实之间，不断纠结和挣扎的。

这个事件，虽然不能以偏概全，但它确实反映出了教师群体背负的沉重。

而教育局的回应中透露出的遗憾和处理，似乎并不能完全抚平那些已经发生的创伤。网友的评论中，有的是同情，有的是愤怒，但更多的是对现状的深深忧虑。

在这些声音中，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位教师的日常：被材料填写、排查、检查等非教学活动所淹没，甚至她的本职——教书育人都无法专心致志地进行。

不得不说，这种教育外的繁杂任务，无疑是对教师时间和精力的一种极大挥霍。

教师减负，不仅仅是口号，更需要落实在每一项政策、每一次改革中，才能为教育行业带来一股清风。

02

假如有一天，我们的教师能够从繁琐的材料整理、频繁的检查考核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会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位教师的呐喊，也是广大教师内心深处的共鸣。

从这位河南女教师的悲剧，到整个教师群体的哀鸣，我们可以听到的是对教育本质的深深追问。

或许在“双减”政策下，我们高喊给学生减负，却忽略了那些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们。他们被各种非教学任务所困扰，被无休止的“表格海洋”所困，被形式主义的“检查”所累。

在教师的课堂之外，隐形的“额外工作”如同冰山一角，大部分更是隐藏在水面之下，不为人知。

陈宝生先生曾经呼吁要把时间还给老师，可是这个时间似乎迟迟没有回到教师的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教师的负担并没有真正减轻。他们仍然在为了非教学的杂事疲于奔命，他们的专业成长和教学研究的时间被不断压缩。

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不仅是教师面临的种种不合理的要求，更是这些要求背后的教育体系问题。

我们需要坚持追问和思考的，不只是“为什么教师这么累”，而是“为什么现在的教育会让他们这么累”。

要知道，每一位教师背后都有他们的家庭和生活，他们也需要时间去照顾家庭，去放松，去充电和成长。但现实却是，老师们往往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

然而这种选择，不应该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必须面对的常态。

所以说，如何让教师回到教学的主场，如何让他们的专业性得到真正的尊重和发挥，这需要我们从根本上去思考教育的目的和方法。

我们需要立即行动起来，构建一个让教师能够专注于教书育人的环境，也就是说，社会需要给予老师们的，应该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支持，而是实实在在的减压措施。

要不然，一个连生活都不幸福，在情绪上“压力山大”的老师，又怎么能教出来积极乐观的孩子？

03

每逢教育减负和教育改革的新政策发布，我们经常都在谈论如何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但实际上，一线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负担，同样需要被社会舆论所关注。一个教师，不应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心灵成长的引导者。

然而，当他们被迫背负起与教书育人无关的重担时，这个角色的生活状态，就被无情地扭曲了。

所以说郑州市的这位女教师的悲剧，不是孤立的案例。它是教师群体沉重负担的一个缩影，也是形式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

这不仅仅是对个人的悲剧，更是对整个教育系统的警钟。

我们应该反思，为何教育领域会出现如此多的非教学任务？为何一线教师不得不在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之间挣扎？

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的考核评价体系。

现实状况是，这一体系未能公平、合理、科学地衡量教师的工作，反而成了他们不堪重负的原因。

教师减负，不仅仅是口号，而是需要实际行动。

我们需要从制度上给予支持，从源头上减少教师的非教学负担。这包括但不限于：减少不必要的文书工作、简化评价体系、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教师参与决策的机会，以及建立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工作环境。

经常有人追问，“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

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非简单的政策变更，而是需要一场深刻的教育革命。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是表面的工作量，更是对教师工作价值的认识和尊重。

我们期望，未来的教育评价体系，能够真正聚焦于教学本身，让教师能够在教书育人中找到职业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因为只有当教师感到被尊重和满足时，他们才能教出积极乐观的孩子，才能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