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王慧、范维】作为一年一度引领中国经济的风向标，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不仅为中国经济把脉问诊，还为明年如何做好经济工作把向定调。

观察者注意到，其中出现了很多“新提法”，比如说“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等等。

理解这些“新提法”是理解2024年中国经济的关键。12月15日，观察者网特邀宏观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观察者网：去年和前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了“三重压力”，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今年提到经济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时，从表述上看明显是更多了，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这种表述上的变化您怎么看？对于这些困难和挑战您怎么解读？这些困难的变化对于2024年的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元春：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三重压力”主要是疫后经济的典型问题，同时也提到了房地产的风险和外部环境问题。今年是直接把这些问题在“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部分点出来了。其中可以看出：

第一，“三重压力”有所减缓，目前面临的问题不像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时那么突出。今年提到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去年“需求减弱”是对应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去年的“供给冲击”有相似，“社会预期偏弱”对应去年的“预期转弱”。可以看出，今年这些表述相对去年更加缓和，意味着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更加缓和了。

第二，一些中期的问题被点了出来，比如“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这实际上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的安排。

因此，问题涉及的更为广泛并不意味问题严重，而是说明我们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而导致宏观政策的着力点也进行了调整。

11月27日，在位于重庆市万州区的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忙碌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其中后八个字“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立即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稳”与“进”，“立”与“破”是两对辩证关系，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2024年我国经济工作会出现一些新思路？要怎么“稳”？怎么“进”？“立”什么？“破”什么？

刘元春：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3年经济工作的基调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当时，疫情尚未完全结束，经济面临着“三重压力”，因此稳经济、稳增长、稳就业是首要任务。

今年，虽然经济复苏任务依然面临一定压力，但经过2023年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经济复苏向好的局面已经形成。

从目前经济复苏基础不扎实，持续向好的动力还不是很充分的情况来看，简单的以“逆周期调节”的方式来稳定经济比较难，以稳求稳的、被动的、短期主义的模式可能会面临调整。中国必须要在产业升级、新动能培育、新发展格局构建上做文章，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通过新旧动能转换来寻找经济稳定的新基石，必须做到“以进求稳”。

这也意味着，2024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定位会从短期主义向长期主义、向积极主义进行转变，通过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有机结合来解决当下的一些经济问题。

观察者网：会议提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和去年的“加力提效”有所不同。对于这个变化您有什么解读？

刘元春：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保持了连续性，“适度加力”的表述说明需要“加力”，但同时“加力”的幅度必须是审慎的。这与此前很多人呼吁的全面加大财政赤字、大力提高财政支出力度不同，因为目前我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大水漫灌”、通过强刺激就能解决的。

财政政策的空间依然是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因此不能把宝贵的空间草率地使用掉。“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的积极财政政策说明，总量上不会有非常显著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在结构和效率上做文章，并且据此提出一些新思路：

第一，关于专项债的使用，会议提出“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这可以更好地解决目前资本金不足、很多专项债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

第二，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以缓解目前局部区域出现的“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压力。

第三，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目前虽然已经出台了相关发展方案，很好地缓解了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和债务循环问题，但是一些“治本”的举措还没有出台，这些“治本”的举措其实就是财税体制的改革，所以需要着眼于更深层次的问题。

其中，会议也提到了“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这会持续推进。之前很多人认为“减税降费”会降低政府的财政能力，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减税降费”依然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部分，在“收”的方面更能体现结构性导向，可以在科创、绿色发展等方面进行着力。

2023年7月4日 ，四川南充，顺庆区纪委监委的纪检干部走进辖区四川日上金属工业有限公司，在钢结构和钢圈生产车间，纪检干部调研企业产销经营情况，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观察者网：会议提到，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这和去年的“精准有力”相比也出现了变化。您认为，今年货币政策的重点将放在哪些方面？

刘元春：货币政策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

首先，从总量来看，M2和社融锚出现变化，以往定调是“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但目前，中国的GDP平减指数和名义GDP增速都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如果简单锚定名义GDP增速，可能会产生持续收缩效应，因此这次将“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明年预期的GDP增速在5%左右，价格水平依然在2%-3%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明年社融和货币供应的增长应该比目前10%的水平略高。货币政策可以说是稳健定位、宽松操作。

第二，社会融资成本要降低。这一点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谈到了，意味着明年我们要降息、降费、降扭曲。2023年，我们的利率水平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但物价下降的幅度并没有降息的幅度大，因此实际利率变化并不大。

另外，国有企业和大型项目的贷款利率下降较大，但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利率降幅并不大，特别是一些存在风险的部门，融资成本仍然很高。因此，这其中存在一个结构性扭曲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

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会有一个明显的再调整，而在结构上可以做的文章更多。“精准有效”其中的“精准”主要就是体现在结构上。

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这一结构性导向的指向很明确：首先是一些国家重点项目；第二，是我们要做好的“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第三，要确保房企的流动性相对稳定。

2024年货币政策的新调整除了总量定位和结构导向之外，更重要的是政策工具上要有创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谈到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和加强政策工具上的创新。事实上，财政政策方面的创新是有限的，但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在货币的投放、新型融资工具的使用等进行一些调整。

2023年9月，一批风电叶片在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码头等待运输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各方面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样做的重要性何在？重点和难点又在哪里？

刘元春：我们过去曾经出现过政策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出现过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出现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也出现过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之间的冲突。

这些冲突会使我们整个宏观调控、宏观治理的效率大打折扣，尤其是在预期管理上。往往是我们出台了很多宽松政策，但由于一些区域采取了过激举措，引发市场主体对这些宽松政策的猜测，从而产生强烈的抵消作用。因此，“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对过去一些问题的纠偏。

今年各项政策的落脚点要放到“三稳”上去，会议要求“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政策要聚焦于少数目标，而不能过分多元，因为一旦不同政策工具的政策目标各自为政，难免会产生很多的冲突。

因此，尽量防止出现和“三稳”产生冲突的政策是“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很重要的一条准则。中财办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他们会对各种政策进行评估和协调。

观察者网：会议从九大方面对明年的经济重点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涉及到方方方面。其中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位列九大任务之首。这一部分还提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到的新词汇。您认为这是在释放一种怎样的信号？

刘元春：今年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九大任务的第一位可以看出，突破“卡脖子”难题、突破产业升级瓶颈效应是当前工作的核心和重中之重。这不仅是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是大国博弈中取得阶段性胜利、提振国民信心的关键，同时还是创造新动能、提升增长能级的重要抓手。

将科技创新放到首位也体现出我们一以贯之的战略思维，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放到了重点任务的第一位。虽然三年疫情对我们的一些战略造成一定冲击，但实际上近年来我们一直把科创当成重中之重来布局。这次在在短期任务也强调了科技创新，凸显了其在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力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拓展和创新，凸显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尤其是新的高水平的现代化生产力，因此要特别聚焦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

会议还提到，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这也说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已经在各个层次上展开，中国需要迎头赶上的不仅仅有基础研发，在一些新型技术和生产方式上也需要有突破。

观察者网：会议提到，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方面，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如何理解“有潜能的消费”？怎么判断“有效益的投资”？要“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宏观政策需要怎么做？会不会有效？

刘元春：经过2023年的扩消费，后疫情时代的消费修复取得了基本的成功，尤其是一些必需品的消费，已经恢复到了2019年疫情之前的水平。因此，消费修复要让位于消费扩张。而消费扩张不能仅仅依赖于一些传统必需品的拓展，而是要充分激发消费的潜能。

消费潜能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收入上的消费能力尚未变成支付能力；二是新供给创造出新需求。

因此，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应该是消费升级、消费扩展的重点方向，还需要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另外，还要聚焦于大宗消费，即民众在疫情冲击、资产负债表调整过程中一些消失的耐用品和大宗商品，比如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可以通过提升标准、以旧换新等措施来恢复这些消费的增长。

2024年，消费政策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力度也会比今年更大。目前来看，这种消费扩张的基础也比较成熟。

至于投资，过去这些年，投资饥渴、投资扩张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债务高筑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亟需投资扩张，但是我们不需要无效投资。投资必须在未来提供有效的供给，使财务具有可持续性。

因此，投资必须聚焦。谁来投？投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投？都很重要。我们要保证战略性项目顺利推进，产业升级稳步进行，新型基础设施得以完成前瞻性布局。这些目标是明确的，但是仍然需要在改善投资预期、投资空间和投资主体上做大量工作。

2023年11月23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丝路电商馆，跨境电商进行直播销售。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会议强调，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其中提到，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加快推进“三大工程”，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等。会议之后不久，北京、上海就宣布调整优化本地购房政策。您对会议中关于房地产的表述有何解读？未来房地产行业要怎样才能走出低迷？明年是否会是房地产新发展模式成型的关键年份？

刘元春：不管是今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将房地产作为重点问题之一，因为稳房产依然是稳经济的重点，也是控风险的核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对房地产的调控，可能在思路上出现了一些变化。

第一，高度重视房地产的流动性。会议强调“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以防出现持续“爆雷”的现象，从而影响这个市场的信心。房地产开发投资企业的相对稳定是市场预期稳定的前提，任何一个企业发生“爆雷”，都会导致需求端的市民对“保交楼”的可持续性产生疑虑。

第二，房地产市场必须要按照法治化、市场化原则出清，特别是对于那些由于违法违规导致资不抵债、失去经营能力的企业，当“破”则“破”，不能简单地“保”。

第三，要在需求端发力。房地产市场的解套最终一定体现在需求端，以及房地产企业自身“造血功能”的恢复。因此，要在需求端释放需求，全面解除以往对房地产需求的各种限制政策。可以看到，现在各大城市都在需求端加大宽松力度和刺激力度，一线城市的引领作用尤为显著。

第四，政府端需要来补缺口。市场端的调整并不是一两个月、一两个季度就能够完成的，尤其是房地产长效机制和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房地产市场的较长时间调整可能会给稳增长带来较大压力，政府端需要来补足这个缺口。因此，“三大工程”的推出可以很好地缓解房地产市场调整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压力。

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这“三大工程”的力度都很大，都会产生较大的投资来弥补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的态势。预计随着“三大工程”的全面启动，明年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速可能会摆脱负增长的状况，从而起到较好的稳定作用。

因此，房地产政策在2024年有一个“再定位”，这个定位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多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