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词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政治的产物，对很多国家或地区而言，是一种舶来品。早年，“民主”一词是如何传入中国，并在中国话语体系内传播、演变，甚至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中得到推广与实践？

在2023年12月23-24日举办的“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六届年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指出，在中国，民主概念生成的最大推力不是来自于所谓的自由派或其他任何思想流派，而是中国共产党。

《湘江评论》创刊号 资料图

王绍光：

不管在今天的世界，还是今天的中国，“民主”都是非常流行的关键词。“民主”是怎样进入中国话语体系的呢？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最大。

根据全国报刊资料关键词频率的统计，“民主”这个词在近代报刊资料中第一次出现是1872年，比“立宪”与“共和”都要早。”立宪”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流行起来，有一段时间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比“共和”这个概念都要高得多。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是什么意思，但更多的人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意思。

“民主”在中文里是一个老词，在《尚书》中至少出现过3次，那时候“民主”指的是“民之主”，即民的主人。到1860年前后，帮助英国人翻译英国史的蒋敦复大概是中国最早对政体划分有一点体会的人。他说：”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君为政……一民为政……一君民为政。”后来在一封信里面，他又将“民为政”称作“民为主”。此后，一些人将“民为政”、“民为主”缩写成“民政”或者“民主”。此处所谓“民主”是指与“君主”对立的共和制。

19世纪七八十年代，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里开始出现“民主国”“民主之国”这样的表述方法。此后，直到1912年以前，“民主”“民主共和”与”共和民主”经常混用，它们对应都是“立泼勃立克”（Republic），而不是Democracy。

Democracy最早出现中译，是在1822年出版的《马礼逊英华字典》里，当时把这个英文词翻成了“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此后几十年，英汉字典一般都把这个词翻译成“多人乱管、小民弄权”，“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或者“民政”。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1908年，自幼接受英文教育的“译科进士”颜惠庆，组织上海圣约翰书院和香港皇仁书院的师生，共十几个人，编出了《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其中将Democracy翻译成“民主政体”、“民政”、“庶建”。“庶建”这个译法来自于严复。严复最初将“德谟格拉时”解释为“国民为政之制也……又名公产，又名合众”。后来，他又将其翻译成“庶建”，称“庶建乃真民主”。但严复并不喜欢Democracy。

尽管，颜惠庆对Democracy的翻译已接近现在通行的译法，但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它。一直要等到辛亥革命以后，Democracy才开始真正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从1912年起，不断有人试图翻译、引介这个概念，先后出现了“平民政治”、“暴民政治”、“惟民主义”、“庶民主义”、“民治主义”、“德莫（谟）克拉西”、“平民主义”等译法，直到1920前后，才出现“民主主义”的译法，其推手主要是后来的共产党创立者。再过十年，这个译法才被普遍接受。

第一个是章士钊，他以前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革命党，但是1906年出国留学后，变得没有那么激进了；1912年初从英国回来后，帮国民党编《民立报》，但因理念不合，很快就被踢走了。

章士钊在英国读了一些书，把美国人柏哲士（此人是美国政治学科的创始人）与英国的梅因和戴雪著作中的Democracy翻译成“平民国家”“平民政治”，还说“平民政治，多数政治也”。

当时与梁启超一起编辑《庸言》杂志的吴贯因认同章士钊的理解，同时认定，“苟人民之程度低下，则以多数为政，实足为致乱之源”。据此，他将“平民政治”贬为“众愚政治”、“众乱政治”、“众恶政治”。

章士钊虽然将democracy引入中文世界，但他本人并不主张平民主义，而是主张“以平民之国家而建立贵族之政府”。

1913年春，宋教人遭到暗杀，二次革命将起。梁启超认为当时的国民党是暴民政治，说“暴民政治之祸更胜于洪水猛兽”。二次革命兴起后，袁世凯也发了一个法令，开头第一句就讲到：“暴民政治为国家之大患。”章士钊虽然跟着孙中山到了日本，但他认为革命党建立南京政府，也属于暴民政治、暴民专制。

在这种背景下，朱执信在1914年发表《暴民政治者何》，认为将柏拉图的“地莫克拉底（Democracy）”称之为“暴民政治”也未尝不可。他说“暴民者，一般人民之暴，非少数人之暴”“革命者皆暴民，虽曰为暴，罪不在民”。他认为多数人统治的暴民政治肯定比少数人统治的寡头政治要好，更不要说像袁世凯那样一个人统治的僭主政治了。

朱执信很早便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05年就节译了《共产党宣言》，是中国最早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人之一。

1915年5月底，曾经在日本留学6年的张东荪在章士钊编辑的《甲寅》月刊上发表了《行政与政治》，其中提到“近世国家、新式政治，得一言以蔽之曰：‘惟民主义也’”，他把Democracy翻译成了“惟民主义”。这个译法很快就被当时也跟着章士钊一起编《甲寅》的撰稿人采用，比如说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这些人后来都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后来还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好朋友，叫刘伯垂，与董必武都是湖北共产党建立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19年还办了一个刊物《惟民》，鼓吹“德谟克拉西（Democracy）”。

但是张东荪本人很快就放弃了”惟民主义“，改称“庸众主义”，赞成贤人政治、贵族统治。

接下来的一个人物虽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写得很少，但我觉得很重要。此人叫陈启修，精通法语，在日本留学十多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专业，1917年受聘北大，成为法科教授，还有一段时间担任政治系主任。但很可惜，解放以后大家都不知道陈启修，因为他后来把名字改成叫陈豹隐。建国后，经济学界只有两个一级教授，一个是北大的陈岱孙，一个就是陈豹隐。

1917年4月，陈启修发表一篇文章叫《国宪论衡》，其中指出，“Démocratie 的中译近有改为惟民者，意较贴切，然犹恨偏重pour le peuple（民享），而于du peuple（民有）和par le peuple（民治）之义，不能兼含”。因此，他建议把这个词改译成“庶民主义”。

之所以选用“庶民”是因为，“庶者，all之谓也，庶民者，全体之民也”；之所以选用“主义”是因为，，在他看来，“XX主义”是主张，“XX政治”只是对形式的描述而已。显然，陈启修明确表态，他主张“庶民主义”。不仅如此，陈启修进一步指出，从长远来讲，即使西方的代议制也是不值得倡导的东西，早晚“直接的共和制”将替代代议政治。由此可见陈启修的思想在当时比较激进的。陈启修后来也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译者。

李大钊比陈启修小三岁，与他关系十分密切，也在思考如何翻译、引介Democract。1917年8月，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边讲：“‘民主’一语，在常俗用之，亦与‘共和’相混，仿佛皆专指国体之形式也者。为正名之计，莫如以‘共和’一语，专被之于‘不立君之国体’（此处用‘民主’亦可），而别以‘民治主义’译Democracy，以示吾民非仅以得一形式上之共和国体，遂而自足，而更努力以求‘民治主义’之实现与发达”。这时候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六、七年了，大家还是搞不清楚民主和共和的区别，经常混在一起。为厘清概念，李大钊建议用“共和”、“民主”来指称没有君主的政体，另外用“民治主义”来翻译Democracy。

同年9月，有一位在晚清政治变革中起过很大作用的人，名叫孙洪伊，发表两篇长文，“揭橥民治主义为旗帜”。当时，孙洪伊的社会影响力比李大钊大得多，两篇文章被广泛转载。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李大钊写的。

由于种种原因，前面我介绍的“平民政治”“暴民政治”“惟民主义”“庶民主义”都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使用的频率很低。但是“民治主义”出来以后，不管是梁启超，还是国民党人士（比如邵力子、廖仲恺），还是共产党这方（如恽代英、陈独秀、陈望道、陈启修），都开始用民治主义的提法。

比李大钊稍晚，孙中山也开始使用“民治主义”。如果我们查阅《孙中山全集》的话，“民治”出现的频率比“民主”这个词的频率要高得多。事实上，孙中山后来对三民主义重新解读时，便把以前的“民权”改成叫“民治”。

“民治”出现的频率，1900年-1930年

因此，“民治”很快就变成了国民党方面对Democracy的权威翻法。1946年，国民党制订宪法时，便将“民治”写进了第一条里。如上图所示，1918年以后，“民治”在中国的近代报刊上出现的频率都挺高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

第六位是陈独秀。1919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文章，明确宣布该刊的宗旨是“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但他并没有对“德先生”的内涵进行解读，真正做出详细解读的是当时北大哲学门的学生谭平山，他发表了长文《“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谭平山后来也是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不过，用音译的方法不便于传播，如下图所示，“德莫（谟）克拉西”高频出现的时间只有短短一两年。

接下来就是毛泽东、李大钊。1919年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在宣言里他就倡导“平民主义”，而且他特别注明“平民主义”指的是“克莫克拉西（Democracy）”，又被译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李大钊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以后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影响也很大，叫《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他在其中专门说到了为什么要用“平民主义”代替此前他使用的“民治主义”：““Democracy含有‘民治’（People‘s rule）的意思。演进至于今日，德谟克拉西的涵义，已无复最初Rule之意了。Rule云者，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为治人者，统治其他的人的意思。一主治，一被治；一统制，一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纯粹德谟克拉西的关系。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半年后，李大钊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现代平民主义的目的已全不在统治，而在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

1920年四五月份，陈独秀开始筹办组建中国共产党，他校阅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其中陈望道将Democracy翻译为民主主义。

同年9月，《新青年》改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开始在上面发表文章，用民主主义取代了其他的译法。其实，此前，李大钊也曾使用“民主主义”指称Democracy，他在1917年4月16日发表过一篇文章，其标题便是《大战中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党员，包括李达、邓中夏、刘仁静、黄日葵等在共产党成立前后也都开始用“民主主义”来翻译Democracy。

共产党成立以后，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对中国共产党影响非常大，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就正式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并明确提出，“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提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民革命”口号来取代“民主革命”。当时，陈独秀写文章称，国民革命实际上就是民主革命，提法变了，但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它的宣言也接受了国民革命这个口号，很快变为“全国普遍的口号”。一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国共产党才放弃国民革命的提法，重提“民主革命”或“革命的民主主义”。到20世纪20年代末，民主概念生成，这个词与Democracy连在一起，开始超越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中文译法，包括“民治”。

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他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新民主主义论》出来以后，一边是一派叫好，另一边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包括从共产党叛党出去的叶青等人写文章专门攻击《新民主主义论》，一攻一守，思想上激烈的交锋，使得“民主主义”这个词深入人心。

所以，如下图所示，到1940年以后，民主就取代了民治，成为通行的概念。

总结一下，在中国，民主概念生成的最大推力不是来自于所谓自由派或其他任何思想流派，包括无政府主义派，而是来自于一大批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影响的中青年思想家，包括朱执信、廖仲恺、邵力子、高一涵、刘伯垂、陈启修、谭平山、陈望道、邓中夏、李达、蔡和森、恽代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这些人中很多都变成了中共的首批党员。

因此，我这篇发言的结论很简单，在推动民主概念在中国落地方面，中国共产党厥功至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推手。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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