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我国生猪联合育种的种种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建议，我国的种猪企业可以先育种，等共同利益凸显的时候再进行联合。

　　在前不久召开的2016(首届)国际猪业发展论坛上，谈到生猪联合育种问题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育种能手王立贤提出，“生猪联合育种在我国开展了20多年，但效果并不显著。我国的种猪育种有没有信心做好?我们还能不能哺育出属于自己的品种?”

　　我国是世界上猪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国家级和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将近50个，除了从国外引入的瘦肉型猪种，几十年来各地也哺育了不少品种，最近几年还浮现了许多国内、国外的杂交配套系。这么丰富的遗传资源，为我国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理论上讲，只要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种猪，我们就应该能够哺育出什么样的种猪。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在我国消费市场上，仍有约95%的猪肉来自国外引进的“杜长大”。

　　那么，我国的生猪育种工作的症结到底在何处?我们一起来看看育种能手和育种企业他们怎么看?

　　育种场遗传交流不充沛

　　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王宗礼表示，我国的育种场没有充沛的遗传交流，育种场之间的遗传关联也就无法建立，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生猪育种体系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另外，现在的种公猪立还是各自为营，虽然一些种公猪立硬件水平相对较高，规模也较大，但他们的作用仅限于为生产提供精液，并未参加到种猪联合育种的工作中来。

　　中国农业大学张勤教授也作出了分析，他说一定程度的场间关联性是实现联合育种的前提，场间关联可以通过公共公猪立(最主要措施)、场间遗传交流、中央测定立来建立。然而，场间遗传交流仅局限在个辞场间开展，且大多是单向的，各个测定立的数据也未得到很好利用;惟独部分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间有较强的遗传关联，多数场彼此间基本无关联，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我国种猪联合育种工作无法顺利推进。

　　育种搀扶政策不够尽善

　　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分析到，我国整个育种价值产业链的传递是不尽善的，譬如种猪公司具有某种品质尤其好的种猪，但是出售时的价格未必比不做育种选择的种猪价格高，而且在育种工作中还要考虑该品种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解决疾病、饲料、环境等一系列其他问题，需要较大的工作量，所以对企业来说，要花更多的精力和人力，就会考虑从事育种是否有价值。另外，在政策上如何保障优秀的种猪能够得到更好的推广，如何使哺育优秀种猪的成本得到国家的经济支持，怎样顺利推进生物安全的体系建设、技术研制，还有优秀的种猪哺育出来之后如何能在市场上得到更好的认可和营销，些都需要相关政策的尽善和支持。

　　缺乏自主哺育品种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教授黄路生指出，每年我国种猪市场的需求量尤其大，大约为2000万头，由于我国缺乏主导市场的自主哺育品种，我们向来处于“引进—生产—出售—再引进”的循环，而真正的“中系”主流商业生产猪种尤其缺乏。

　　另外，我国的猪种资源占了全世界猪种资源的1/3，但我们对地方猪种的利用、开辟却相当不足，其中87%左右的地方猪种群体规模在变小，有11个品种接近消失，而且有特色的地方猪种配套系在整个生猪商业生产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也尤其少。

　　利益冲突成联合育种的绊脚石

　　王立贤介绍，目前许多大型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育种的重要性，而且在育种工作上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联合育种需要他们实行资源和技术共享，联合选育肉质和生长速度俱佳的生猪品种。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种猪企业多，相互之间竞争异常激烈。无论是种猪场的建设环境、原始种猪质量、技术力量、育种水平、管理水平、运作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因而很难实现信息的真正沟通与交流。因此，“我国的种猪企业可以先育种，等共同利益凸显的时候再进行联合。”

　　利益需求高于育种需求，地方猪推广受阻

　　在育种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育种总监陈清森对育种工作看得很透，“社会上有两种工作大家都不喜爱做，一种是需要收集大量正确数据的，另一种是长久不见成效的，而育种工作偏偏集合了这两种特性。”此外，“育种工作还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和各方面的支持，才干有发展。”我国的生猪育种工作主要靠企业推进，而企业的各种准备往往又会根据市场的变幻而改变。他总结，现在育种做得不好，主要缘故是大家对利益的需要高于对育种的需求，什么时候这种局面改变了，育种工作自然能破浪前行，值得兴奋的是，“目前，整个行业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王宗礼指出，我国生猪遗传改良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这使得我国现有的种猪育种水平与建设现代生猪产业的请求相比依然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些问题大多是长期积累的，短光阴内约摸很难得到良好的解决。但随着我国当前生猪遗传改良准备的逐渐推进，我国种猪产业发展步伐加快，这对于促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市场供赠能力起到了踊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