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伶官传序中的三个名句和感悟

1.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处于忧患中的人，往往能急中生智，找到问题的突破口进而解决问题。同样，具有忧患意识的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看清自己的弱点，不会任由弱点继续发展，从而保持旺盛的斗志而不断进步。相反，缺乏忧患意识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现存的环境，觉察不到弊病和弱点，导致弱点的滋生而阻碍了人的进步。所谓“祸患多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2.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有句俗话这样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它形象地说出“ 祸患常积于忽微”。一个蚁穴，无足轻重，但若不及时堵塞，能使千里长堤毁于一旦。学过哲学的人都懂得，之所以导致这种结果的产生，是因为事物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的，一定程度的量的积累，就会促使事物性质发生变化。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忽微”往往是“祸患”产生的根源，而在当中起作用的却是一个字——“积”。现就以个人的品行来说，如果一个人在平时常不拘小节或是“反其道而行之”，最终总是要受到惩罚的。像冯大兴、朱泽明，他们竟从一个“堂堂的大学生”，颓废沉沦为人民的罪犯！如此沉痛的事实不能不引人深省，这难道不是他们平时不注意自己在道德、情操方面的修养所造成的吗？假使他们注意了这一点，也断不至于陷入泥塘，不能自拔。这种“祸患”的导致，不也是“积”字所起的作用吗？诚然，人们一时有小小的疏忽，并无可厚非，重要的，对于自己的过失，不能不重视，不以为然，更不能开脱和原谅，那种仅此一回，下不为例的想法，其实是自欺欺人，一般都并非仅此一回，也并非下不为例。对自己要求不严，常常是“忽微常积”的根本原因。

3.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2. 伶官传序被视为格言警句的有哪些

满招损，谦受益 。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原文】 呜呼！盛衰之理，虽日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日：“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

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

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

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日：“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壮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翻译】 唉！国家兴盛与衰亡的道理，虽然说是上天的旨意，难道没有人为的事吗！推究庄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支箭赐给他的儿子庄宗，并且告诉他说：“梁王，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立他为王的；契丹王原与我订过盟约结为兄弟，可是都背叛晋而归附梁。这三个人，是我的遗恨。

现在给你三支箭，你可不要忘了你父亲报仇的愿望！”庄宗领了箭，把它们藏在太庙里。后来他出兵打仗，就派遣部属用一副猪羊到太庙祭告，取出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着它走在队伍的前面，等到凯旋再把箭送回到太庙去。

正当他用绳子捆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帝及其部将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交还到先王灵前，禀告成功时，庄宗意骄气盛，可说是雄壮极了！到后来仇人已消灭了，天下已经平定，这时一个人夜间喊起来，作乱的人四方响应。庄宗慌慌张张向东逃出，还没有看到叛贼，士兵就溃散了，庄宗和臣下面面相觑，不知道到哪儿去才好，以至对天盟誓剪断头发，泪水沾湿了衣襟，这是多么衰败凄惨啊！难道是得天下艰难而失天下容易吗，还是探求它成功与失败的迹象都是由于人为的缘故呢？《尚书》说：“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谨慎能得到益处。”

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啊。 所以当庄宗强盛的时候，所有天下豪杰都不能跟他争雄；等到他衰落的时候，几十个伶人围困他，却落得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

人生的祸患常常由细微的事情累积而成，智勇的人大多被他溺爱的事物陷于困境，难道只是溺爱伶人才如此吗！【赏析】 《伶官传序》是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短序。 对于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来说，五代的历史还是近代史。

作者用近三十年的时间编撰《新五代史》，目的是要用时隔不久的历史经验给在位的统治者提供借鉴。如他自己所说： “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

（见《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五“事迹”）为此，他在书中对一些他认为特别值得后人警惕的事件，或发人深思的问题都用序、论的形式阐明自己的看法。 《伶官传序》就是这类文字。

它通过总结后唐庄宗得天下、失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指出国家的盛衰主要决定于人事。这种看法，不但在当时有现实意义，今天还值得我们深思。

前人多言此文写法受到《史》、《汉》论赞的影响，蔡世远即云：“子长论赞文多短简，或论其利（有学者疑‘利’当为‘一’）二轶事，或感慨数语。孟坚则是非不苟，直下断制语矣。

自是以后，摹仿二家，确守绳墨，惟欧公论赞。忠君爱国之心，形于笔墨，欲使人主有所规戒，后世有所劝惩。

其文之短长不拘，因此可觇其品识。”（《古文雅正》卷十）具体说，序中开头一句为全文总纲。

下面几段，一叙史实，二发议论，都是围绕这个纲展开的。叙事中，先写庄宗极盛的史实，再写其极衰的场面，手法是一扬一抑。

前者写人物言语、动作绘声绘色，形象生动，较之同样内容的其他文章，文字尤为简略。后者夹叙灾议，感慨欷歔，充满浓重的感情色彩。

通过极盛、极衰的鲜明对比，很自然地引出了最后一段议论，使得作者的结论很有说服力。篇末再推开一笔，点明庄宗的历史教训有更广泛的意义。

尤能发人深思。序文构思严谨，用笔纡徐宕漾；语言晓畅，感慨深婉，耐人寻味；文字简洁而事理分明，是欧文中的代表作。

作者写《伶官传序》旨在告诫当时北宋王朝，应当以历史为鉴，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这篇小序重在议论，意在警戒，是—篇史论。

文章以“天命”、“人事”并提，用反问句式强调“人事”的主导地位：接着写晋王临终赐矢，告其子“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矢，终于报仇雪恨。

这是正面描写，说明庄宗登位有—个良好的开端。第三段对比强烈。

“方其”、“及”，这是时间对比；曾几何时，“壮”、“衰”境遇对比，何异天渊。

3. 【五代史伶官传序的中心论点和有关警句对我们有什么启迪作用】

本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日天命，岂非人事哉！”意为国家的兴衰、事业的咸少，主要取决于人事.作者引《尚书》之语与史实相对照，将人的作为和国运盛衰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是对中心论点的精辟阐释，末尾进一步将这番道理推而广之：“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因于所溺”，从伶人说开去，从更广的范围给人以启示.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社会飞速发展，无论国家或个人，要想获得发展和成功，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常常以这些格言警示自己，要不断地努力拼搏，居安思危，不骄不躁，谦虚谨慎.。

4. 《怜官传序》中的名言警句

伶官传序：

作者欧阳修，本文是为《伶官传》所作的序言。《伶官传》是《新五代史》中的一篇合传。记伶人（古代音乐工作者和演员的称号）景修、史彦琼、郭门高等人的事迹。本文通过对后唐庄宗得天下、失下天的典型事例，阐述了国家盛衰主要是由人事的道理。作者作此序是为了告戒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

全文：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5. 伶官传序中的三个名句和感悟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处于忧患中的人，往往能急中生智，找到问题的突破口进而解决问题。

同样，具有忧患意识的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看清自己的弱点，不会任由弱点继续发展，从而保持旺盛的斗志而不断进步。相反，缺乏忧患意识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现存的环境，觉察不到弊病和弱点，导致弱点的滋生而阻碍了人的进步。

所谓“祸患多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有句俗话这样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它形象地说出“ 祸患常积于忽微”。

一个蚁穴，无足轻重，但若不及时堵塞，能使千里长堤毁于一旦。学过哲学的人都懂得，之所以导致这种结果的产生，是因为事物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的，一定程度的量的积累，就会促使事物性质发生变化。

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忽微”往往是“祸患”产生的根源，而在当中起作用的却是一个字——“积”。现就以个人的品行来说，如果一个人在平时常不拘小节或是“反其道而行之”，最终总是要受到惩罚的。

像冯大兴、朱泽明，他们竟从一个“堂堂的大学生”，颓废沉沦为人民的罪犯！如此沉痛的事实不能不引人深省，这难道不是他们平时不注意自己在道德、情操方面的修养所造成的吗？假使他们注意了这一点，也断不至于陷入泥塘，不能自拔。这种“祸患”的导致，不也是“积”字所起的作用吗？诚然，人们一时有小小的疏忽，并无可厚非，重要的，对于自己的过失，不能不重视，不以为然，更不能开脱和原谅，那种仅此一回，下不为例的想法，其实是自欺欺人，一般都并非仅此一回，也并非下不为例。

对自己要求不严，常常是“忽微常积”的根本原因。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