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基金/供图 官兵/制图

证券时报记者 杨波

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舟山群岛的一个小乡村，一位少年常常爬上山顶，眺望远方，对面舟山港主港北仑港停靠的万吨巨轮气势恢宏，少年梦想着有一天能当上船长，周游世界。三十年后，这位少年成长为优秀的基金经理，他就是招商基金首席研究官、基金经理朱红裕。

朱红裕是清华大学工学硕士，2005年硕士毕业后加盟华夏证券研究所，后曾在银河基金、华安基金、国投瑞银基金任职；2013年7月，转任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副总裁，后联合创办弘尚资产；2020年1月加盟招银理财任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投资经理；2021年5月回归公募，加盟招商基金，任首席研究官。

公开资料显示，朱红裕获得了较好的投资业绩，2011年5月到2013年7月，沪深300指数累计下跌近30%，其间他管理的公募产品仅下跌0.47%，超额收益显著。重返公募后，朱红裕管理的第一只产品招商核心竞争力获得了亮眼的业绩，从2022年4月13日-2023年9月30日，该基金获得34.54%的回报，超额收益为41.98%。

日前，证券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朱红裕，他讲述了自己在投资道路上遭遇的挫折与成长，他表示，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执着自我，做投资要放下对自我的执念，客观理性认识自己，从自我走向真我。“认识你自己”这句刻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名言，一定程度上浓缩了朱红裕对投资的思考。

“过去的成功经验

可能在关键时刻毁掉你”

证券时报记者：2011年你开始投资生涯，并获得了良好的业绩，曾获得多个行业奖项，你是怎么看待这些成绩的？

朱红裕：回头看，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那几年是熊市，我熟悉的几个行业刚好表现比较好，因此我业绩也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历史业绩具有一定的运气成分，而我们的能力通常被高估。

证券时报记者：2015年市场暴涨暴跌，你的情况怎么样？

朱红裕：2015年中的震荡市场回撤也不小，但后来产品净值涨回来，当年获得了较高的正收益。2016年市场震荡，我管的产品表现也还算能接受。真正的挑战是在2017年左右。

证券时报记者：2017年你面临什么挑战？

朱红裕：我自以为有红杉资本的经历，掌握了科技股和成长股的投资方法，当时投资了很多小盘科技股成长股，但2017年-2018年科技股成长股的表现很差，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的投资方法完全不灵了，不知道怎么应对经济、产业、市场发生的变化，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这是我投资生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我之前一直很顺，对自己做的事情坚信不疑，没想到其实都是泡影。过去那么多年构筑出来的那个强大的、光鲜的自我，一下子没有了，所以特别困惑、痛苦，过去有多顺，当时就有多失落与挫折。

证券时报记者：就是说过去越成功，越要小心？

朱红裕：即使你过去20年都正确，有一天也可能犯错，毁掉你的恰恰是你的成功，你过去所谓成功的经验，可能会在某个关键点给你致命一击，做企业做投资都一样。

证券时报记者：有没有感觉像开悟一样的瞬间？

朱红裕：这期间我看过几本写苏东坡的书，苏东坡愤世疾俗，比较自负，45岁被贬到黄州，因为奉禄不够，需要种地补贴生活，地里全是杂草，他放了一把火，烧光了地里的杂草。我记得有本书里写道：这把火烧掉的不是杂草，而是烧掉了苏东坡前半生的执念。从此，他脱胎换骨，放下执念，不再那么患得患失，变得练达通透，写的诗词跟过去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

书上这一段评论深深触动了我，让我深感做投资也必须放下执念，放下对自我的执着。如果心中有太多羁绊，说明修为还差很远。

证券时报记者：做投资的执念是什么？

朱红裕：人为什么痛苦，因为执着于“我”。人生有三重境界：自我、小我、无我。从自我到小我是非常大的跨越，需要放低姿态，倾听大家的声音，对自己有更加客观清晰的认知。比如做投资，业绩好时不要太自以为是，业绩不好时也不要妄自菲薄，因为短期有很多的随机性，不是你能左右的。我原来觉得自己还有点能耐，2017-2018年之后，我认识到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股海拾贝而已。

证券时报记者：你现在处在什么境界？能否从容面对净值波动？

朱红裕：深感惭愧，我现在最多只是在“自我”到“小我”的努力过程中，只能说会相对比以前更加坦然一些吧。约翰·博格的书对我有很大启发，从美国的历史统计数据来看，基金经理天分、悟性再高，再努力，从长期看，能够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也就比别的基金经理高5%-10%，战胜市场的概率是60%-70%，意味着在30%-40%的周期里你会落后市场。

因此，我们一是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接受自己的平常；二要接受无常和短期的随机性，不要让情绪随着短期的业绩过于波动，更不要在业绩低迷时自暴自弃。

科技企业的高回报

只是幸存者偏差

证券时报记者：你在方法论上具体有什么改变？

朱红裕：过去我对未来总是充满了预测，以为自己对经济、产业有预测能力，投资组合也建立在对未来研判的基础上，我后来想想挺不可思议的。具体来说，我以前第一是注重对未来的判断，第二注重赔率的大小，先预测什么行业能起来，什么领域能起来，再算算赔率有多高，然后决定是否投资。2017年我为什么会吃亏？因为总觉得科技股有很高的赔率。

证券时报记者：你什么时候改变对科技股的看法？

朱红裕：我看了一本股票投资量化分析方面的书，将美国股票市场的历史数据，一个一个拆出来看，收获很大。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回报率最高的行业是必选消费品，回报率最差的是科技行业。为什么？因为必选消费品行业格局非常稳定，而科技日新月异，永远是后浪压前浪，很多21世纪初的科技企业已经被遗忘，逝去的企业是不会发出声音的。而我们看到科技企业的高回报，只是幸存者偏差。

另外，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投资是不一样的，投资运作的模式、组合构建方式都不一样，一级市场是高赔率驱动的投资，二级市场有投资比例限制，挣不了这个钱，而应该是追求通过投资组合均衡稳健地赚钱，中等偏高的赔率就够了。

证券时报记者：在术的层面你也想明白了？

朱红裕：很难说完全想明白了，只是说我过去更多地是以预测、赔率驱动，到今天是赔率和胜率都重要，某种意义上胜率更重要，这是我在方法论上非常重要的变化。

证券时报记者：你会用价值投资之外的方法吗，比如技术分析、量化？

朱红裕：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要放低姿态，低一点再低一点，除了更强调安全边际，还要更包容地去看世界。不要以为自我标榜是价值投资，就可以贬低其它方法，包括看图、技术分析、量化等，它们也是看股票、行业的一种视角和方法，如果我们用基本面的方法看行业、公司的功底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可能还不如看图，为什么？因为看图有相对简单的标准，有信号，不容易犯大错，很多亏大钱的，恰恰是看基本面的基金经理。做投资最怕的是对自己的理念方法盲目自信，不接受其它视角、方法去看问题，也不愿意认错。

证券时报记者：你很重视长期？

朱红裕：如果一件事情，短期特别难，但长期很有意义，就值得去做。如果长期毫无意义，但短期有很多诱惑，尽量不要去做，因为做了以后会上瘾。我见过一些自作聪明的企业家，以为占了很多其他人的便宜，但最终却可能是失败者，因为损失了从业者最重要的名声和口碑。是非功过，不只看你今天拥有多少，有的人可能看上去输了，依然令人尊敬，有的人一段时间可能赢了，依然是失败者。

“我们的方法论

可能面临严峻挑战”

证券时报记者：你怎么看未来的市场？

朱红裕：其实中短期的市场非常难以判断，我对未来的市场相对谨慎乐观，也相对看好医药、军工和科技成长类和红利类资产，但我们可能面临非常严峻的投资方式的挑战。

证券时报记者：为什么？

朱红裕：市场就像钟摆，在来回摆动，而世界是更大的钟摆。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之间财富分配的矛盾，已经比较大，而通过市场化的货币政策的方式，可能无法解决巨大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只能是用财政手段来熨平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博弈，但这需要付出代价，即更高的通胀、更高的资金成本。

企业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脱离环境谈投资是不现实的，我们要跳出企业去看更大的社会环境，当环境发生变化，投资企业的风险溢价、久期也应该随之改变。

证券时报记者：现在的宏观环境的确比较复杂。

朱红裕：我们投资人要对大的社会变革、大的社会转折有感知。现在，A股市场绝大部分机构，包括外资，依然停留在过去十几年的投资范式，大部分人对成长还充满期待，美债利率一下来，大家又开始投成长。这样做有效吗？我觉得要打个问号。

任何事物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我们走到现在，是有必然性的。要正视时代发生的变化。

证券时报记者：在这种背景下，应该怎么做投资？

朱红裕：如果久期很长，放在更远的维度，投资高分红、低估值的公司，可能是较好的应对手段。在此基础上，如果发现类似2012年移动互联网这样很好的产业趋势，能打破目前的僵局，带来全球分工和效率的提升，从中可能找到很好成长性的股票；如果发现不了，就老老实实寻求稳健回报。

证券时报记者：红利低估值的股票已经表现了一段时间，未来还有机会吗？

朱红裕：近年来低估值高股息红利类的风格很好，我也看了一下数据，意外发现红利ETF占整个ETF的比例才3%不到。不管是从大的历史背景，内、外部环境对投资的影响，还是市场的配置结构、市场参与者的思维定式，我都认为红利低波可能是未来很重要的方法论。

证券时报记者：你开始追求比较稳健的收益，为什么？

朱红裕：今年9月底我的产品回撤比较多，有些客户开始赎回。未来我的产品净值可能创新高，又挣钱了，但客户已经走了，享受不到后面的回报。我觉得挺难过的，所以一直在思考怎么优化组合，提高胜率，降低波动，让客户的体验更好，持有的久期更长，挣钱的概率也就更高。

我们做基金经理，要真正给客户创造价值，争取长期给客户带来持续稳健的回报，不要规模小的时候业绩好，规模大了反而没赚钱，这样没法让客户有长期好的体验。

越牛的对冲基金

公司跟投的占比越高

证券时报记者：基金经理对自己的职业操守是否应该有较高要求？

朱红裕：公募基金是代客理财，有信托责任，我们对自己的道德水准理应有较高的要求，我们应该像管自己的钱管自己父母亲人的钱一样，管客户的钱。

美国很多对冲基金很多年都把自己的钱放到产品，越牛的公司自己钱在公司资产中的比例越高。有些公司则是自己一分钱不放进去，全是客户的钱，然后拿客户的钱去赌，赌对了拿奖金，赌错了，客户买单。这公平吗？这是塔勒布说的非对称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你有自购吗？

朱红裕：我在家庭中能支配的几乎所有钱都在我（占主要比例）和我们同事管的产品里。将自己的利益跟客户利益放在一起，是我们的本分，也是基本的职业操守，我希望向年轻人传递这一观念。我们不能决定结果，但可以决定过程，我们要用真金白银跟客户站在一起，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我们如何能赢得尊敬。

证券时报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

朱红裕：所有的资产都是时代的资产，所有企业都是时代的企业，个人也是时代的人。我不觉得自己比我父辈强多少，只是比他们幸运，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时代给予的。不过是刚好上对了一条船，而这条船刚好开到了那个对的地方而已，不是你能改变水的流向。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也不算特别勤奋。如果能够有一点小小的成绩，一是很幸运，时代对我比较关照；二是在有些问题上想得比较多，比较愿意反省自己，不太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