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黎雨辰 北京报道

11月25日，工银瑞信基金发布公告称，王筱苓因个人原因，将离任工银大盘蓝筹混合、工银消费服务混合、工银新蓝筹股票、工银灵动价值混合4只基金的基金经理，至此，王筱苓已不在该公司管理任何公募产品。

据了解，此次王筱苓卸任的4只基金总规模为22.4亿元，“清仓式卸任”的动向也引起了业内对其之后是否将从工银瑞信基金出走的猜测。

针对网传的部分卸任原因，记者曾向工银瑞信有关负责人进行求证，截至发稿未获答复。不过若王筱苓确认从工银瑞信基金离职，或将成为公司近两年来第11位离职的基金经理，以及第3位“单只产品投资管理经验超过10年、且平均年化回报率超10%”的“双十”基金经理。

今年来，囿于业绩压力、个人选择又或是内部调整，公募基金人事变动再创新高，而其中百亿或明星基金经理“清仓式卸任”比例的骤升，则成为年内行业人事生态的一大重要特征。

在多位受访对象看来，尽管良性的人才流动有助于推动公募基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但基金经理一言不合“撂挑子”或宣布“退隐”，一定程度上亦对基金公司和投资者带来不良影响。

这一背景下，11月24日中基协颁布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资管理人员注册登记规则》作为在制度上踏出的坚实一步，或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投资管理人员流动的合理性与平稳性，保证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离职潮”延续

公开信息显示，王筱苓199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曾在中国银行总行任职8年。2005年8月，王筱苓加入工银瑞信基金，任职于投资管理部、固定收益部、权益投资部、专户投资部等。

截至11月24日，王筱苓在工银瑞信任职期间先后管理了12只基金产品，其投资总回报达423.08%，年化回报10.29%。其中作为代表作的工银大盘蓝筹，也是王筱苓在管时间最长的产品。Wind数据显示，王筱苓于2012年12月5日开始担任工银大盘蓝筹的基金经理，任职11年来回报达243.53%。

此外，王筱苓对工银消费服务、工银新蓝筹两只基金的在管时间分别也长达9年和8年，任职回报分别达168.97%和116.4%。

整体来看，王筱苓的管理规模不大，但胜在中长期投资能力稳定。截至11月14日，除工银灵动价值外，王筱苓所管理过的其他11只基金，在其任期内的累计回报均为正。

不过受近两年来市场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王筱苓所管理的基金也难逃回报下行。数据显示，其近三年在管产品的综合收益为-22.73%，这一数字在2023年内依然告负，为-7.4%。同时2020年末以来，王筱苓同时在管的基金总数也基本保持在6只，但总规模一路缩水，从63亿元降至今年三季度的18.6亿元。

“市场环境的变化可能影响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和业绩，例如市场风格切换、政策调整等都可能导致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失效。”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基金经理的个人状态和投资理念也可能影响其投资表现，例如基金经理的压力过大、投资理念与市场不符等都可能导致其投资业绩下滑。

回顾公司的人事布局，不难发现工银瑞信对王筱苓的卸任倒是早有准备。今年7月6日，公司便已公告王筱苓卸任了工银聚焦30、工银现代服务业两只产品的基金经理。此后，工银大盘蓝筹、工银消费服务、工银灵动价值、工银新蓝筹也陆续在7月和10月增聘了新的基金经理。

记者注意到，上述四只基金的新聘基金经理，其从业经验均在9年以上，不过接任工银大盘蓝筹的李迪，是今年首次启任基金经理一职。

事实上，2022年以来，工银瑞信基金便身陷基金经理离任潮，两年来已接连流失了10位精兵强将。其中于去年出走的游凛峰、黄安乐同为“双十”基金经理，此外还有王君正、袁芳、农冰立、闫思倩、王鹏及赵宪成等，许多人都流向了业内规模更大的头部公募机构。

2023年，工银瑞信基金年内新聘基金经理16名，在全公募机构中位居先列，也远高于新聘4.3人的行业平均值，反映出公司补充新鲜血液的迫切需求。

“投资者可能因为基金经理频繁离职而失去对基金的信心，导致赎回潮，对基金公司的资金规模和声誉造成双重打击。此外，基金公司可能需要面临人才补充和新经理的适应期，影响基金的运作稳定性。”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光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变”中求“稳”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6日，年内离任基金经理数已超300名，同比再创新高。而在其中，如王筱苓一般的“清仓式卸任”，也是今年公募人事变动一大重要特征的缩影。

例如11月24日，汇添富基金公告称，基金经理刘江因个人原因卸任在管的汇添富核心精选等6只基金，不转任公司其他工作岗位。此前，刘江的在管产品规模一度超550亿元。

无独有偶，11月13日，东方基金旗下基金经理蒋茜也卸任东方主题精选和东方创新科技两只成就了自身光环的代表作，基本上完成了“清仓”。11月1日，富国基金则公告称，旗下基金经理厉叶淼因个人原因卸任富国研究优选沪港深4只基金产品。

在此前，还有诺安基金经理张堃因个人原因离任旗下3只基金，中欧基金葛兰、周蔚文等百亿基金经理突发“减负”等等。而在大批“易主”的基金中，甚至还有原基金经理管理不足一个月、又或是尚处于封闭期的基金。

2022年以来，在波动与回调为主旋律的资本市场中，基金业绩表现欠佳下的考核压力，与公募基金行业马太效应的强化，都对行业的人事流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基金公司人才补充困境、新经理的适应期和风格上的“改辕易辙”，种种连锁反应也在影响着基金的运作稳定性。

可喜的是，相关的护航政策已于不久前应声出台。11月24日，中基协颁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资管理人员注册登记规则》，其中强化了对投资管理人员流动的合理性、平稳性要求，加强对募集期、封闭期、管理现有已成立公募基金产品未满1年等情形下，基金经理的离任及变更管理要求，同时亦首次明确提出了几种不得给予注册基金经理的情景。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首先，新规明确了基金经理离职的条件和程序，有助于基金公司和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人才流动的风险。其次，新规要求基金经理离职后需要妥善完成工作移交或配合公司进行管理调整，可以保证基金公司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新规还鼓励了人才流动和行业创新，有利于推动公募行业的整体发展。

“总的来说，中基协的注册登记新规将对基金机构的人才战略方针和公募行业的整体人事变动生态产生积极的影响。”安光勇同样指出，“但也需要注意人才流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安光勇进一步称，规定离职时间的限制可能使得基金公司在招聘和留任高级管理人员时更加审慎，以避免因为不合规的离职而受到影响。这可能加剧行业内的人才流动不畅，限制了基金公司的人才战略灵活性，对整体人事变动生态产生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