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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践行小破所从九月开始的实用应试主义，「热点专题总结」栏目出现啦！不用再担心做不好专题或者是过多地在大量的论文与其他参考资料中浪费时间，秃头所的学长学姐们将尽可能把当前热门的考点专题内容整理清楚，以更加应试的方式给出“分论点”“小标题”“论述语料”等相关内容。选题来源主要涉及近三年新传考研着重关注的知识点，例如人工智能、媒体融合、算法技术、媒介伦理、数字鸿沟等。从概念、特点、现状，到挑战、趋势和发展，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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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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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论的基本内容

了解舆论就要从它的基础定义、构成要素等来入手，但是和舆论有关的出题点更多的是在特征、困境、舆论引导上，但是了解基础定义其实也是我们答题的底层逻辑，从每个概念的构成上去寻找我们的破题点也很重要/

（一）基础定义

最早出现的法国哲学家蒙田著作中的舆论一词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演变，最终由卢梭在1762年的《社会契约论》中正是提出，并将其定义为是在众意中占据多数意见的公意。当前的舆论更多被定义为：舆论是在特定时空中，公众对于特定的公共事务、现实问题所发表的能够对其产生影响的基本一致的情绪、态度、意见的总和。它以公众利益为基础，以公共事务为指向，具有公开 性、公共性、急迫性、广泛性、评价性的特点。

随着平台深度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网络舆论也实现了针对公权力监督之外的个体表达权利的实践，例如在今年“高铁是否售卖卫生巾”事件中的不同争议，便是典型的网络舆论事件。当前公众更看重情绪体验，因此我们在舆论引导时也可以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以建设性新闻报道提供有效的对策，从而与公众实现心理触达与情绪共通，以实现更好的舆论引导效果。

答题与背诵提示：如果考察的是单独的名词解释，便可以写上面的内容（历史+定义+特点+发展+案例+延伸相关定义） 那么基本上就是具备一个名词解释应包含的要素了。

（二）舆论八要素

1、舆论的主体：公众，发表意见、态度的人

2、舆论的客体：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社会公共事务

3、舆论本体：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4、舆论的数量：一致性程度；大部分公众能够形成的统一的意见态度

5、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需要一定的多数群体进行讨论、意见融合

6、舆论的持续性（存在时间）：一般来说，舆论需要一定的持续时间才能够形成

7、舆论的功能表现：影响舆论客体；舆论是公开表达的能够影响公共事务发展进程的

8、舆论的质量：舆论中包含着谣言和事实以及理智与非理智内容

（三）概念辨析

1、舆论与舆情

舆情即社情民意，是群体性的思想、心理、情绪、意志和要求的综合反映。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个人、各类组织及其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态度。它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等总和。网络时代，舆情主要是指互联网舆情，对于一个热点事件来说，从它在网络上出现到发酵，到舆论热议的顶峰，到慢慢散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网络上关于该事件的讨论信息都属于该事件的舆情。舆情包括意见、态度和情绪三个方面。另外，情绪包含正面、中性、反面多种情绪，而危机公关所讲的舆情一般是负面舆情公关。

2、舆论与宣传

宣传（propaganda）是运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达到一定传播目的的活动。其中，宣传的功能包括：灌输功能、唤醒功能、导向功能、论战功能、激励功能。

（四）社交媒体时代舆情特点

1、网络舆情爆发快、参与广

从舆情数量上看，负面舆情事件逐年增多，且敏感时间点舆情多发、舆论热点叠加共振特点突出。舆情涉及每一个人，相关舆情信息在社交平台和自媒体呈井喷式相互交集，呈现“明暗交织、种类繁多、共振叠加”等特点。一些敏感话题被广泛关注和讨论形成舆情热点，呈几何式增长、波浪式扩散，网络舆论规模及其影响力与日俱增。

2、媒体报道引发的次生舆情频繁出现

全媒体时代，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虚拟性，为网民个人的消极情绪提供了温床。而次生舆情在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出不同群体中所存在的负面情绪，为公众宣泄消极、负面情绪提供了载体。比如，一些媒体正面宣传报道“用力过猛”，忽视人文关怀，发布有悖于正常认知的新闻报道，一些自媒体为博眼球赚流量挖掘新闻细节，进行片面报道或放大炒作，引发网络舆情。个别媒体捕风捉影，以博眼球的标题误导网民，发布不实、不当内容，形成网络围观和舆论聚焦，进而引发连锁反应。

3、信息流与情绪流相互交织影响

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社会，线下热点事件往往容易与线上舆情事件相互交织，极易引起突发舆情事件的恶化，形成复合型舆情事件后，情绪传播会发挥辐射作用，形成庞大的长尾效应。其中，情绪的“有意识感染”将会导致更多人卷入。公众在情感共鸣之中，加剧了情绪的扩散速度，实现了个体情绪、社会情绪之间的勾连，媒介使用与内容生产之间的勾连。

4、网络谣言信息层出不穷，广泛传播

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和低成本，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扩大了谣言的传播范围，加快了谣言传播速度。由于受民众网络素养不高、缺乏相关知识、内心焦虑等因素的影响，民众正确鉴别信息真伪的难度加大，客观上助推了谣言的快速传播。穿着名人“马甲”、借助名人效应传播的谣言异常密集。

5、网民负面化与偏激观点较为集中

网民通过社交媒体吐槽对一些事件的不满，如批评政府管理滞后、治理水平低下、基层防控措施粗暴等。网民对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不满情绪持续演化和叠加积累，造成负面言论，迅速产生“溢出效应”，形成舆论漩涡。如2021年“西安地铁保安拖拽女子”事件中，涉事地线下处置拖沓，舆情发酵18小时后西安地铁才初步回应，且回应语态冷漠，引发舆论不满。其间，一些极端分子趁势介入，线下集聚、线上炒作，进一步激化矛盾，导致舆情不断升温。

6、境内外势力借机推波助澜

别有用心者借助热点舆情事件散播一些负面观点和煽动性言论，“带节奏”痕迹明显，相关话题呈现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倾向，部分言论将矛头指向社会。一些幕后力量和专业团队利用网民希望从严追责问责等心理，对部分网络舆情推波助澜，对某些个案进行放大炒作，煽动情绪和散布负面言论。

（五）后真相时代舆论乱象成因、现状

【可背诵框架一】

1、分布式与迭代新闻成为常态，时空压缩下“事实核查”缺位

2、流量经济下的媒体道德滑坡，为“博眼球”罔顾新闻专业性（注意力货币也可以使用）

2、泛娱乐化时代下的批判丧失，受众趋向于“单向度的人”（从幻影公众角度去写也可以）

3、后真相时代下的群体极端化，情绪泛滥挟持舆论走向

4、社交媒体时代下的碎片阅读，事实全貌难以呈现

【可背诵框架二】

1、传播环境：社交媒体发展 传播走向实时性

2、生产主体：传播权力下放 多元主体生产鱼龙混杂

3、传播过程：网络“再中心化” 意见领袖推波助澜

4、受众层面：技术使用丰裕 媒介素养欠缺

5、终端层面：平台分散与圈群割裂，难以形成共识

【可背诵+论述框架三】

1、后现代元素解构：理性失范和选择接触

多元化, 匿名性, 碎片化, 社群性等等新媒体的特性将人们带入到一种理性和主体性双重失落的传播新场域。清华大学教授彭兰也认为, 拥有了传播权力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公众,只能是基于个人的直觉和情绪需要去选择想要的信息。新的网络传播环境加强了人们接收信息时的“选择性接触”, 并强化了“使用与满足”的信息使用过程。

2、陌生人社会：现实与网络生态之变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属于熟人社会，与追求地缘、血缘联系的熟人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大, 固有的熟人社会被打破, 我们进入到了劳伦斯·弗里德曼所说的“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由以伦理关系为主向以金钱关系为主转变, 由熟人社会的规则, 向陌生人社会的规则——冷漠、相防、少事等转变，与网络匿名性相似, 陌生人社会使得在传统时期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训被弱化了。

3、技术赋权与算法推荐：两端联动强化共意

德国华人学者李文潮曾提出:“现代技术已经不单纯是人们为了达到某个具体目的而使用的工具, 现代技术提供给用户的是一系列潜在的可能性。”网络传播技术赋予了大众生产、传播、消费信息的权力, 但同样也使得大众产生了对信息的认知偏差。互联网活动家埃利·帕里策提出了过滤气泡概念, 意指搜索引擎的算法推荐使用户接触信息的时间线上充斥着同类帖子, 阻碍了人们认识真实世界的某些层面。

二、社交媒体非理性传播

谈到非理性传播其实就和我们的社会思潮密不可分了，其中既有宏观的社会因素影响，也有微观层面个人心理的作用。

（一）非理性传播崛起的原因（宏观）

1、社会边界的“内爆”：符号间的“距离感”逐渐减弱，逻辑性思考困难

传统媒介的边界更为具体，书籍、广播、电视有着明确的区分，但当媒介融合发生后，同一内容可以被包装成不同形式，在互联网上向各个年龄段人群传播。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模式对社会现实进行进一步改造，以前毫不相关的概念或事物，可以通过互联网交叉在一起。除了概念的模糊，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移动端逐渐成为人们身上的“电子器官”。边界的模糊，让人们无法对事物进行准确清晰的定位，导致理性的逻辑思考变得困难。在面对模糊和新鲜的概念时，人们找不到可以参考的定义，便会倾向于依靠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做判断。模糊的边界促使网络传播中出现越来越多非理性因素。

2、传播时空的压缩：信息迭代速度提升，人际交互趋向于情感

信息传递速度加快，人们接收信息、处理信息及反馈的过程逐渐压缩，在有限时间内，理性而充满逻辑的表达愈发困难，简短的非理性表达逐渐增多。正如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大量语气词、表情包等内容及回复，这一现象体现了非理性要素的增长。同时，社交媒体给予大众的表达时间逐渐变短，微博要求用户发博文不得多于140字，抖音平台大多数视频被控制在60秒内。时间的缩短使得理性思维逐渐减少，为了在短时间和有限字数的要求下尽可能实现更大的传播效果，非理性因素被广泛运用于网络传播当中。

3、传播形式的改变：场景化内容表达，为非理性传播提供生存土壤

信息传递从最早的文字，逐渐发展到图片、表情包、视频。AR和VR技术的出现更为新的信息传播形式提供了可能。文字的表达，往往更为强调语义和逻辑，而图片、视频的表达，包含着除文字外的丰富场景，这些场景的出现为非理性因素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不同内容形式带来的巨大差别，进一步促进了非理性因素在网络传播中的“崛起”。

（二）非理性传播崛起的原因（微观）

1、个体情感：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与本我的释放

大众传播时代，社会思潮的主要发声渠道大多被专业媒体把控，大众关于社会思潮的发声渠道较窄，难以获得个人表达和高层次情感需求的满足。如今，人们可通过线上社交的方式尽可能满足社交需求，同时可在线上平台进行观点、情感的表达，以满足自身受到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

弗洛伊德关于人格结构的理论认为，人格是由自我、本我和超我构成，其中本我是最原始的部分，遵从唯乐主义，超我则是接受社会道德规范养成的管制部分，自我介于二者之间，是人格的执行者。在这一心理机制的驱动下，网络平台的匿名化，削弱了社会道德对大众的要求，隐藏大众的个人属性，为大众社会思潮的非理性表达营造了相对安全的环境。正如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网络民粹主义，在发生社会公共事件的关键节点，总会伴随舆论的发酵进一步表达和传播，不乏仇官仇富的非理性情绪表达。再如新自由主义通过潜移默化的传播，瓦解人民的国家意识，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其中的“西方底色”显露无遗。

2、群体情绪：社会认同理论下的群内偏好和群外偏见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对群体情绪感染做了描述，认为群体内的个人容易丧失理性和责任感，产生非理性的行为。社会认同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包含三个心理过程，分别是社会分类、社会比较、积极区分。

在社会思潮的发展过程中，一种思潮往往通过与其他思潮的差异性，强化自身的价值边界，证明自身的生命力，网络的圈层化，为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聚集环境，不同的观点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逐渐消失，这一环境助推了群内思想的统一，实现了社会思潮的群内认同。然而，社会思潮群体在进行群内认同时会不自觉地出现群内偏好和群外偏见，非理性行为由此产生。

（三）非理性因素的正面角色与效应

1、微粒化社会中的情绪共振可以增强社会认同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到，传统的共同体强调集体，现代社会强调个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将社会的原子化推向新的高度，微粒化社会成为新常态，从这一角度来看，从非理性因素中更容易找到那些可以跨越“圈层”、文化、地域、种族甚至利益的人类基础意识、情感与情绪的“共振点”,通过这些“共振点”唤起社会成员的共同情感逻辑，这是增强社会黏性、增进社会共识的重要启动手段。

2、反复共情促进个人亲社会行为和道德发展

即便在“围观式参与”中，人们通过与被共情者建立情感纽带，有助于激发个人亲社会行为和社会道德发展。当从共同体发展到社会，人们原本在熟人社会里长期的初级群体传播中所塑造的价值观和社会化功能，到了社会阶段其实一直以来缺乏一个类似“围观式参与”的承接，除了家庭、学校、单位之外，网络舆论参与中与陌生人的这种共情活动似乎也可视为一种替代性解决方案，它在培养人们的道德感、价值观、社会化方面有着一定的价值，这与拉扎斯菲尔德和莫顿提出的大众传播功能中的“社会规范强制”功能有类似的含义

3、孕育人的价值理性及革命性创新

在越来越被技术深深嵌入的人类社会，非理性中的本能、欲望、情感、意志、信念、灵感是人发挥“人之为人”优势的关键。

（四）针对非理性因素的纠偏及其引导

1、加强网络传播新形式中非理性因素的识别及预警

多模态传播形式中社会思潮非理性因素的识别和预警至关重要，具体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首先采取人工识别，并归纳出常见社会思潮非理性符号，再结合计算机技术的大数据运算能力，建立相关数据库，最后在网络平台识别社会思潮非理性符号，采取管控措施。

另一方面，结合计算机技术进行重大舆情事件的情感分析。重大舆情事件往往是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触发点，在该类事件发生时，通过计算机情感分析技术，对事件的相关信息进行情感强度测算，若情感强度过高，则表明其中的非理性情绪难以疏导，应及时预警并采取管制措施。

2、做好社会思潮网络传播中社会心理的疏导环节

可着重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对于个体，应为其提供更多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著作、影视剧等素材，传递正确的意识形态；第二，对于社会思潮群体心理的疏导，应着重打破集群，建立不同思潮群体间的沟通渠道，减少群内人员对群外人员的偏见，从而减少非理性行为，如尽可能促进民族主义群体与其他民族的沟通，通过沟通了解，减少对其他民族的偏见，预防狭隘的民族主义行为；第三，对社会重大公共事件，应在第一时间加强社会心态的疏导工作，如面对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社会灾害时，从公共传播渠道进行群众极端情绪的平复，减少非理性传播。

3、“意见领袖”发挥克里斯马气质，进行非理性话语表达纠偏

对网络传播中突出的意见领袖，应进行话语表达的纠偏，鼓励其发表富含逻辑的理性、客观、公正的内容。对情绪化的、非理性的话语表达，及时进行发布限制和传播限制。同时，考虑到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过大，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一定程度扩大，对该类人物，各个平台进行识别后，应采取理性话语表达的宣导工作，尽可能保证其发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以树立良好形象。

*提示：当然了以上的措施或许大家都可以想到，那么下面也从内容供给与舆论引导两个方面补充两个思路，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适当整合。

信息论的核心观点是，信息是不确定性的消除，而作为其反面，噪音则是导致不确定性增强的一种存在。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传播的传递观，即传播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与位移，其传播效果以传播者的意图是否达成为标准。在这一逻辑下，大众媒体高举理性和逻辑的大旗，以展现客观事实、提供深度分析为己任，自诩公共议程的“设置者”和公共信息的“把关人”。然而，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媒体机构的渠道垄断，让内容生产从由少数专业人士的把持转变为非专业精英与专业人士的共舞。因此，在内容供给与舆论引导方面，亟需新思路来适应新局面。

1、在内容供给方面，应着重提高横向整合的能力，公共领域应当融情会理，增加内容的“有效供给”

立场优先于事实、感性压制理性的“后真相”，构成了对理性逻辑的巨大挑战。中国民间社会的信任基础是基于情感召唤，即“搏感情”，而公民社会的基础则是说理辩论的信任，即“讲道理”。因此单纯摆事实、讲道理的内容无法“入脑入心”。谁掌握了横向沟通与立场整合能力，谁就能够将具有不同价值观念和文化属性的人凝聚在一起，能够创造共享的传播体验与生命体验，能够占领传播高地，成为社会共识的协调者。

2、在舆论引导方面，应将治理目标从“人为的秩序”调整为“涌现的秩序”。

自组织的一大特性是“涌现性”，即在一个复杂系统的时间序列上一种功能与价值的突然出现。基于对这一特性的认识，网络舆论的治理目标应调整为“涌现的秩序”，将网络舆论的主体从至臻至善的理性宝座中解放出来，将非理性要素视作自然舆论生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给予网络用户一定的表达空间。因此，未来研究应关注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如何实现从管理者到生态共建者的转换，探讨如何通过对治理目标的调整和责任范围的调适，其中包括划定清晰的责任边界，监督违反规则的现象，确立冲突解决机制等，从而实现因势利导的良治。

三、舆论引导

*提示：谈到舆论引导，大部分同学目光还是会聚焦于“常见的套路”，去谈时度效、谈四力原则，当然了这些框架一定是好用的，能写出来自己的新意也非常厉害，但我们也可以另辟蹊径去给自己整理一个差异化的框架，下面的引导原则就是借鉴了学者Hamer的一个“动态平衡理论”撰写的（大家也不用去深究，只需要借鉴我们可以尝试用的部分就好啦） 但无论哪个框架大家都要明白，适合自己的最重要，如果现在你已经有了不错的框架储备了，那下面的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准备，适当摘取补充即可~

【开篇】自媒体时代消弭了传统媒体统一口径式的新闻发布模式，“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发布者”的社交媒体环境下舆论引导面对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景象，引导主体多元化、隐性化，引导过程始终面临“众声喧哗，多方博弈”现实。

（一）舆论引导的困境

1、传播载体去中心化，消弭决策者信息优势

从决策者作为决策的舆论引导主体来分析，信息来源多元化解构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来源的集中化，传播载体去中心化解构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载体的限制，互联网多样态媒介传播范式解构了传统媒体时代可控的媒介平台与程序化的传播模式，发布的内容、渠道已不全由舆论引导主体掌控，消弭了舆论引导主体的信息优势。有些时候，舆论引导主体忽视社会多元化进程中媒介技术的传播扩散，仍束缚于传统思维下固化的信息茧房里，应对舆情故步自封，面对突发舆情时采用强力管控下封堵式删帖，易让舆论引导面临困境。

2、媒体传播效能不足，陷入“被动引导”困局

从媒体舆论引导方式来分析，传统媒体在向新型媒体转型进程中受到新媒体竞争压力，话语能力不断减弱，面临媒介技术壁垒与思维盲区的现实困境，舆论引导的风向标常被新媒体媒介端的自媒体“被动引导”。传统媒体因为自身技术焦虑导致的盲目追求技术化、数据化、流量化，还会产生认知偏差。

3、“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域，公众价值偏离理性认知轨道

公众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信息传播范式中舆情事件知情权大大提升，互联网结构的分散与扩张消弭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障碍，失去“把关人”的海量网络信息潮瞬间涌向刚从传统媒体走出的受众群，一时间众声喧哗的舆论声音容易令公众价值偏离理性认知轨道。

从媒介技术角度来分析，传统媒体严谨理性的审稿流程被大数据抓取、人工智能机器人写稿等媒介技术逻辑取代。传统媒体的价值引领被算法推送的数据取代、被用户画像的技术解构，尼葛洛庞帝笔下的数字化生活正在改变公众的新闻选择，个体与新闻兴趣匹配逻辑下的个性化信息取代了新闻价值。以流量为目标取向的“智能化”新闻生产容易导致舆论失焦，从而造成公众价值偏离理性认知轨道。

（二）舆论引导的原则

【开篇】舆论引导中传统媒体时代自上而下单向度灌输方式已不符合新媒体时代复杂舆论场的环境，探寻符合信息时代下的双向沟通、多元互动的动态平衡舆论引导策略不可阙如。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认为，具有鲜明个性的非群体化传播工具在信息技术的革命中将会取代以往传统媒介形态下的群体化传播工具。

【思路一】

1、构建“决策者—媒体”舆论引导机制，避免单向度输出

信息发布隐匿、传播媒介多元的现实使决策者政策制定和舆论引导工作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所以决策者在制定政策及舆论引导实践中将工作重心前移至科学证据，可以避免单向度决策和动员式引导，使政策制定及舆论引导更加科学合理且有针对性，使引导目标和引导目的更加明确、清晰。

2、 推动“媒体—公众”双向互动机制，以情感提升传播力度

提升舆论引导效能不仅在于多向度的引导手段与方法，还在于媒体与公众对媒介工具的合理使用。VR( 虚拟现实) 、AR( 增强现实) 、MR( 混合现实) 、元宇宙等媒介技术的不断演进与更迭构建起了媒体与公众的多元交互新模式，体现了麦克卢汉所谓的媒介即人的延伸。通过媒介技术延伸权威发布广度、增强评论力度，提升舆论引导的影响力度; 通过媒介技术创新信息传播内容，借助融媒体来提升新传播范式的内容深度; 通过媒介技术进行人性化、社交化传播，提升传播效果的情感触达力。

3、完善“公众—决策者”多元沟通机制，注重公众价值融入

洛厄里和德弗勒所提出的“大众传播双循环模式”六要素之一的“反馈”很好地解释了“公众—决策者”双向互动沟通机制，信息沟通是舆论引导和舆情治理的核心，在舆论引导与舆情治理中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信息沟通机制是否完善以及完善的程度关乎舆论引导的向度和舆情治理的力度。无论是常态化舆论引导，还是突发事件舆情应对，都应注重信息沟通，重视公众价值融入，完善“公众—决策者”多元沟通机制。

【思路二】

但是为了同学们方便，我这里也把几个常用的角度列下来，方便大家选取。如果从时度效原则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从下面角度入手（这里的框架就是给大家几种角度，在自己去写的时候可以适当选取几个角度展开即可）

1、把握时——先入为主：数字舆论空间是一个舆论主体实时进行信息交互的空间，其信息扩散具有非线性、弥漫化、可瞬燃等特点，因而数字舆论引导的首要策略在于把握“先入为主”的时机。

2、把准度——事先于理：对于数字舆论本身所具有的场景传播力，在舆论引导的策略上应更加注重以事实的可见性为基础的理性和道义的维度，避免空洞的说教，以“事先于理”的事实准度、逻辑精度和道义大度，引领舆论的正确走向。比如，在新冠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中国以其巨大的制度优势率先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的《南京抗疫现场》《好久不见，武汉》《后疫情时代》等纪录片，以其本人的观察视角，分享中国抗疫现场和后疫情时代中国的防疫经验，真实地向世界展示中国“一边把病毒控制好，一边推动经济发展的状态”。

3、把稳效——情理交融：故事化的共情传播对于提高数字舆论引导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引导不能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必须以情通理、以理冶情、情理交融，将人的理性思维和情感陶冶共铸为时代所需要的精神价值

4、把住解——和谐共鸣：在数字新闻时代，专业媒体机构要将新闻的专业生产与大众生产、机器生产内在地结合起来，坚持以正确的新闻观统领新闻舆论，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数字舆论空间的对话交流，把社会意见聚合中的本质问题既讲深讲透，又讲懂讲明，促进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和谐与观点共识

5、把好关——善于斗争：数字舆论空间是一个开放共享的信息空间，也是各方进行利益角逐的话语“战场”。“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将把好数字舆论引导的关口作为网络综合治理之策。

【思路三】

1、及时捕捉网络舆情热点, 增强对有关热点的预见性。

2、以重大突发事件为契机, 争取舆论引导“第一落点”。

3、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以正面舆论压倒负面舆论。

4、推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良性互动, 相互放大正面舆论。

5、培养网上“意见领袖”, 引导网民自我教育。

【思路四】

1、在开放的社会语境下促成舆论的“多声一向”

2、在媒介平民化的转化趋向中过滤舆论噪音

3、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背景下争取国际传播话语权

（三）灾难事件中的舆论引导原则

1、速度：主流媒体及时抢占舆论高地

《真相》一书中提出了“新闻游牧者”一词，指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常来自各时段各平台的信息。灾难事件发生后的巨大信息流，考验着媒体的选择与把关水平。一方面，要及时发布信息。主流媒体应及时发布或转发相关部门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要及时监测谣言。媒体应提高谣言监测与预警能力，以大数据为技术支撑，建立自动分析捕捉系统，在谣言产生前先发制人，避免陷入被动局面。例如中国新闻网针对包括此次空难在内的网络谣言，发布4月辟谣榜，强力抵制谣言传播。面对突如其来的空难事故，受众迫切希望了解事故的进展与真相，媒体只有及时、公开地报道才能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进而抢占舆论制高点，避免谣言恶意传播。

2、深度：以真实性、专业性、创新性提高多元化深度报道

以真实性为基础，以专业性为保障，以创新性为动力，提高灾难新闻多元化深度报道。首先，坚守真实性，是灾难报道的基础。新媒体时代，信息众多、舆情复杂。媒体报道应以真实性为首要任务，及时发布权威信息，避免因报道差错导致负面舆情；避免因说法不一、言辞不慎而落人口实，导致正面报道产生负面效果或触发新的舆论热点。

其次，强化专业性，是适应舆论新格局的保障。从专业的角度深度解读与科普事故相关问题，促进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比如关于“黑匣子是什么”的问题，媒体以图片、文字、视频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对公众进行知识科普。最后，聚力创新性，航拍、数据新闻、短视频、直播等新手段，有利于直观呈现救援工作的进展。主流媒体不断创新报道手段，加强媒体融合，形成全媒体多维度集束式报道，才能更有效地引导舆论。

3、温度：从“生物性的善”向“公共理性的善”转变

灾难发生后，人们对逝者的悼念与祈福，是人性的善良本能。但人类的理性与文明并非只是这种“生物性的善”，还有追求批判与反思的“公共理性的善”。因此，探索“如何避免再次发生”才是公共理性的表现。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受众对单纯“鸡汤式”新闻越发反感，这种从“抚慰需求”向“真相需求”的转向，体现了受众媒介素养的不断提高，网络空间环境的趋于理性。

一方面，媒体应当营造一种“灾难无情人有情”的氛围，以“衰而不伤”的报道体现有温度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媒体也应当遵循管理学中的“刺猬法则”，与报道对象和受众之间保持一定的合理距离，才能使媒体被理解，使受众被温暖。

4、态度：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原则

可以说，灾难报道最理想的目标是“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以民族的进步获得补偿”。而以经济效益为驱动的“灾难消费”，以一种伪善营销的方式挤占了公众对灾难事件本身的关注和事故真相的追问，这种麻痹公众认知和判断的态度与行为，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与自媒体相比，主流媒体在报道灾难新闻时责任更为重大，主流媒体应第一时间发布真实信息与数据，填补受众“未知”空间，避免因谣言传播而产生恐慌情绪。同时，作为环境守望者，要具备新闻专业性与社会责任感，努力获得受众持久的尊重与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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