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给上级交差”的“打工时代”，到“为自己挣钱”的“创业时代”，这种大变革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文 | 元淦恭

张雪峰一句，文科生就是“服务业”，“服务业”的本质就是“舔”，又一次捅了舆论场的马蜂窝。

张雪峰的金句往往简单粗暴，如果不经过一定的拆解，就会陷入一系列逻辑陷阱。

那我们还是先尽量还原他这句话的原始意思——文科生所从事的工作，缺乏技术含量，因此无法验证绩效，那既然如此，决定一个文科生混得如何的，那就是TA能不能“舔”好上级，为老板提供情绪价值。

你说他这个断言对不对呢，似乎是很有道理。但我们又要问了，他自己所从事的这个“志愿填报指导”工作，到底是个文科生工作，还是个理科生工作呢？他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必须有数理化的基础才能干呢？那他的工作又有没有技术含量呢？

平心而论，张雪峰的志愿填报指导生意，当然有他强大舆论传播能力的加持，但不能说完全没有专业含量。

这恰恰反证了一个事实，文科生可以干的工作，也不一定只能靠“舔”，也可以靠贩售专业技能。

“舔”不“舔”，取决于什么？

其实，这个社会上大量的“文科生”工作，或者说“非理工科”工作，还真不是“舔”。

券商、律师、会计师这些工种，大多是提供专业服务的乙方，要伺候好甲方当然也需要提供点情绪价值，但甲方肯定主要buy in的还是你的专业能力。IPO做没做成，官司打没打赢，审计报告出没出，都是有客观标准的，一个Case干成了就有一个Case的收益，干不成你成天围着事务所主任吃饭喝酒拍马屁，也没啥用。

如果说这些工种不是典型的“文科工种”，那么文学算不算，艺术算不算，影视算不算？其实在这些领域，工作的成果其实往往也可以量化，作家过得好不好，得看自己的书卖得如何；画家过得好不好，得看市场是不是认可你的价值；编剧导演制作人到底如何，还是得看票房看收视率，没有客观标准吗，其实也是有的。

你要再来看，有人说文科生会经常从事的，所谓最没有专业技术专业门槛的——销售，这个工种是个靠“舔”的工种吗？其实也未必，销售当然也要“舔”客户，但只要你东西卖出去了之后，你该拿提成拿提成，该升职级升职级，还真不需要浪费多少精力在“向上管理”上，比如保险经纪人这个行业，怎么评价它不讨论，但其实就是谁保单卖得多谁牛逼，就是用数字说话。

反观，这世界上许多所谓“理科生”干的工作，也未必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无论是论证工程可行性，还是技术路线，都不乏当事人受到非技术因素干扰的例子。这一过程恐怕也不一定不需要揣摩上意，不需要投其所好。当然，从程度上来说，理工科“唯上”肯定不如文科生，但许多人能够往上走，恐怕也得靠“舔”，理科生和文科生的“舔”，差别不过是用什么学科背景罢了。

说白了，如果从事的工作，如果是用客观结果来检验，尤其是能够在市场上得到检验，不管文科理科，都不是“舔”。而如果从事的工作，不是通过客观结果来评价，而是依赖上级和主管的主观评价，那么要做好这工作就是要靠“舔”。

陈旧的观念内核

最近播出的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里有一个情节，戏剧硕士董家希每天设计剧本杀，但她妈妈丁老师就是逼她一定要考CPA （注册会计师） ，因为她妈妈认为，只有考了证干会计，这才是这辈子能“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个情节到底是不是合理，这里不讨论，但它反映的家长和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中可能的冲突，即家长对“好工作”的刻板印象和子女个人兴趣和意志的矛盾，却是客观存在。

张雪峰的本质是什么，他其实就是剧中“丁老师”这种人的好帮手。他比“丁老师”专业得多，但他和“丁老师”们的目标完全一致——让他们的孩子能够找到所谓的“稳定工作”。做什么事不重要，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好单位”。

张雪峰是1984年生人，依靠网络走红，但他看似“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观点，本质上的内核都极为陈旧。所以，“60后”“70后”的家长也特别容易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许多观念实在太过熟悉，那是如同儿歌童谣一般的条件反射。

“文科都是服务业”，背后的潜台词是文科就是不如理科，这不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当代版本吗？

“服务业就是舔”，“新闻学不要报”，这不就是“文科无学”吗？

万般皆下品，唯有考公考编高。这更就不用说了，它就是上一代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体制内才靠谱，体制外都不靠谱。

任何社会观念的形成，都有它的历史来由和现实背景。张雪峰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大事兜售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农业文明时代的观念，反映了那些观念有着多么深厚的土壤。

中国在传统上是个农业国，而非商业国。在农业国家，通过科举成为社会上层，靠的是再分配，而不是商业交易，所以权力的力量远远大于市场的力量。

后来，中国进入到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只是从以农为本，变成工农固本，它仍然是只重视生产和分配，排斥商业和交易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才最受尊重，最有价值，一切和物质生产无关的事都可以不干，所以中国一度几乎把所有社科类大学都关了。

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才形成了关于文理、关于专业、关于工作属性的种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只有理科生从事的才是物质生产，才最有价值。

文科生不从事物质生产，能做的工作只能是分配，所以文科生必须成为某种“官僚体系” （不管它是政府、国企还是私企） 的管理工具人，所以只能向上负责，只能靠给上级提供情绪价值为生。甚至于，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厂都是国有或集体的，在工厂里，工程师的生存之道可能都是唯上的。

张雪峰每天重申的，其实都是这些老旧观念，与这些观念相生相伴的，还有对商业的鄙视，对资本的偏见。这些鄙视和偏见与张雪峰所兜售的择业理念又相互强化，形成了一种观念认同的自我加强。

南辕北辙的两种力量

在重工农、轻商业，重分配、轻交易的观念指引下，中国人对于大部分工作的想象，都是科层制的、流水线的甚至螺丝钉的。

因为商业是不受鼓励的，创业是高风险的，历史上的中国梦就是“打工梦”，更多人喜欢琢磨如何在科层制体系中向上爬，而不考虑怎样在市场中证明自己，而这也契合全民风险厌恶的性格。

张雪峰就给所有人指了这同一条路，一条依附于组织从属于集体而看不到自我的路。

其实，时代一直在变。

市场经济，是以“交易”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所以，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就有了无数的生意人，无数的个体户，还有无数可以以个人执业甚至IP形式开展工作的独立和专业人士。

而随着互联网和AI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的工作组织形态还在加速演进。如果说农业时代对应小农经济，工业时代对应科层制和流水线，那么数字时代对应的必然是新个体经济。

随着AI日益广泛的应用，大量的物质生产和没有创造性的简单重复脑力劳动会被AI所替代，人类从事的工作会更加依赖创意，更加非标准化，个人单兵能力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组织将由个体自由联合构成，而大量原有的金字塔形的庞大组织会逐渐瓦解。

展望未来，在全球范围内，直接由市场来检验成败的工作 （会“舔”也没用） 占比会越来越高，难以由市场检验主要靠上级评价 （“舔”出升职加薪） 的工作占比会越来越低，这是大势。

从“给上级交差”的“打工时代”，到“为自己挣钱”的“创业时代”，这种大变革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其实张雪峰本身就是这种变革的产物。他自己就是一个得益于网络时代的个体创业者，他的谋生不依赖于任何上级评价，而只需要市场的认可——即使这种认可是他对社会情绪的讨好和迎合，但他其实最后接受的仍然是市场的经验，享受的是市场带来的红利。

然而，在张雪峰的就业指导里，从来看不到这样的趋势。

他为他的拥趸特供了另一套和自身职业选择恰恰相反的叙事——既然经济在调整，那么市场会萎缩，非必要消费会萎缩，那我们就回到体制内，回到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领域。

更重要的是，这一套“计划进市场退”、“体制进民间退”、“工农进商业退”的叙事，对于许多人而言是如此熟悉。长辈在这一套叙事里，找到了自己经验的坐标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就是不听老人言） ；年轻人在这一套叙事里，获得了自己未能赶上那个所谓高增长时代的情绪出口。在这一套叙事里，仿佛那个鼓励创业、自由生长、靠市场来评价人的价值的时代，是一段历史走过的弯路。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计划分配到市场交易，从物质生产到工商固本，从科层体制到个人创造，这不是钟摆摇动的周期，这是无可逆转的大势。

更何况，历史也一再证明，越是在经济调整期，那些看似稳定的、唯上的、科层制的工作机会，也越容易消减。

但张雪峰仍然很火。那些强调“专业没有贵贱”，“尊重孩子兴趣”的政治正确言论驳不倒他，因为张雪峰对那些背景普通的学生的建议，远比他的反对者们贴合实际。

这背后是一个令我们有些失望的现实——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四十五年，但其实我们的市场、我们的民间和我们的商业，其实还远没有那么发达，因此在我们的就业市场上，可以由客观结果检验的非“唯上”机会、来源于非物质生产的优质服务业岗位仍然较少，并且不太可能属于那些条件平平的人。因此，很多人仍然没什么选择。

当下的经济挑战，进一步 放大了他们和他们父母的恐惧和焦虑 。张雪峰和他们的共鸣，不仅源于过去的观念惯性足够强大，也因为除了在高增长时期进入大城市的一部分人，中国还有太多人其实从来就没有过别的选择，他们没有走出过那个充满旧日色彩的就业结构，而现在他们自然仍沉浸其中。

张雪峰的言论，一再提醒我们——旧时代并未走远。

从商业和技术变革的大趋势来看，张雪峰所有的建议，似乎都显得过于“低头看路”甚至“刻舟求剑”，全然不顾这个世界已经发生并将要发生的变化。

但当下面临现实焦虑的人们，不可能想那么远，那太奢侈了。

只有时间能够证明，张雪峰过于绝对化的陈旧断言，已经变得错误。

我期待这一天能早点来到。

因为，张雪峰如果被证明是错的，那意味着更多的中国人已经走出了对“唯上”工作的依赖，意味着全社会走出了“唯物质论”进入到更高的境界，意味着市场力量的胜利、个人创造的胜利和多元化的胜利，更意味着我们成功地适应了技术的变革，实现了生产关系的重塑和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转型。

如果他一直正确下去，那意味着我们的社会走向了停滞，走向了倒退，我们再一次和商业的曙光、技术的曙光擦身而过，与世界变革的浪潮渐行渐远。

（转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