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吴斌 上海报道

在全球面临重重挑战之际，1月15-19日，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克洛斯特斯举行，召集世界各地的2800多位各界领袖，推动对话、加强合作并深化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应对全球重大挑战。

过去70年里，全球合作对福祉和机会的显著扩大至关重要，但贸易、气候和卫生、地缘政治冲突的持续冲击带来了不均衡影响，威胁到过去数十年取得的成果。如何加强南北合作，为解决最紧迫问题提供共赢方案？

1月17日，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就如何加强南北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地缘局势冲击全球贸易

在地缘冲突影响下，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在贸易等层面的往来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奥孔乔-伊维拉表示，由于红海局势紧张等因素，她对2024年的全球贸易不太乐观。“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地缘政治局势恶化，红海、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航运受阻，世界贸易组织官员变得不那么乐观了。”

在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世界贸易组织曾预测2023年全球贸易将增长0.8%，今年则将增长3.3%。但奥孔乔-伊维拉警告称，世界贸易组织未来公布的对2024年贸易增长的预期将会下调。去年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商品交易额将增长3.3%，存在很多下行风险。未来会修改今年的贸易增长预测，但还要再等一个月左右才会公布。

由于局势未见改善，暂停红海航线的航运公司越来越多，海运运费大幅上涨。与此同时，全球另一重要航运通道巴拿马运河因严重干旱而通行能力下降，这进一步推高了全球海运成本。

贸易恶化也会威胁全球经济。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机构预测，贸易碎片化和科技摩擦给最受影响的经济体带来的直接损失可能高达经济产值的8%～12%。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贸易转移和收入损失。更加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会削弱消费信心和消费开支，抑制企业的投资热情，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奥孔乔-伊维拉强调了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她表示，在国际贸易领域，合作不仅仅是一种选择，也是必需品。全球必须共同努力，确保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增长。

合作是唯一出路

虽然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存在分歧，但卡加梅强调了通过合作解决全球挑战的重要性。卡加梅表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以我看到了事情的本来面目，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最重要的是合作，人们仍然可以合作。”

解决南北分歧并不容易。“南北分裂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全球合作。如果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也意味着这个问题还在继续。”卡加梅表示，合作不仅可以找到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根源，同时也将帮助解决问题。

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看来，国际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能源格局调整、人工智能兴起、全球供应链调整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构成了对整个世界的共同挑战。所有这些全球性挑战，仅仅靠一两个大国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包括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合作应对。

与此呼应的是，佩特罗表示，了解各国的差异至关重要，分享经验和观点可以为有效合作铺平道路。吕特也表示，应对复杂的全球关系需要致力于对话和理解，合作有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而且是唯一出路。

不论是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地缘政治还是弥补发展融资缺口等全球挑战，都不是单靠南方国家或北方国家就能解决的。因此，南北国家需要进一步通过多边、双边平台进行平等交流，了解各自的发展理念、战略，尊重彼此的发展道路，增强双方的政策协调，支持彼此实现可持续发展。

全球南方走向何方？

目前全球南方的发展仍面临重重挑战。在盖茨看来，全球南方迫切需要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对资源的需求超过了可用资源，需求非常令人难以置信。”

对此，盖茨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首先是更加慷慨，盖茨呼吁最富有的国家和人民向全球南方提供更多资金，他称这是“势在必行”。“那些拥有最多资金者，无论是国家、公司还是个人，应该被敦促更加慷慨。”

赵可金表示，全球南方是全球性问题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积极践行者。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一些国家片面强调自身利益最大化，强行推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内顾排外”等损人不利己的措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效应。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受到的冲击最大，付出的代价最多，其实现自身发展的正当权益受到极大损害。

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能源转型、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深刻调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所有这些全球性变革造成的全球性问题对全球南方也造成了巨大压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全球南方的发展机会、发展势头和发展环境。

盖茨表示，联合国1970年首次制定的目标呼吁发达国家将其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援助。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截至2022年，只有瑞典、挪威、丹麦和卢森堡达到或超过了这一目标。

其次，盖茨建议，通过询问各国的优先事项来关注影响最大的领域，例如健康、营养或教育。跨部门合作是解决健康、教育和贫困等复杂问题的关键。

最后，盖茨还表示，针对全球南方国家需求的创新太少，无论是疟疾还是农作物，为提高农业生产力投入的资金远远低于应有的水平，未来有很大进步空间。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利用创新的力量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从大趋势看，未来全球南方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赵可金表示，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全球战略力量，全球南方影响力的真正落脚点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这是南方国家之所以转变为全球南方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全球南方战略价值的根本所在。

从自身发展角度来说，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是推动现代化，并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既不依附于某一大国，也避免受制于大国竞争关系，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从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关系来说，全球南方这一共同身份的诉求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话语权和影响力。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深刻调整。冷战结束后的1993年，G7 GDP占全球的比重为67.2%，而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的金砖五国的占比仅为6.7%。但到了2022年，G7全球GDP占比下降至43.5%，而金砖五国的比重上升至25.8%，扩员后的金砖11国的占比为29.0%。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2年金砖五国的GDP占比已经超过G7，其中，中国与印度已经分别超过美国与日本。

展望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8年金砖国家GDP占全球GDP比重将达33.6%，G7将降至27.8%。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将成为“新全球化”重要驱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