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史铁生的《我的二十一岁那年》段落赏析加摘抄

史铁生的《我的二十一岁那年》段落摘抄：

窗外的小花园里已是桃红柳绿，22个春天没有哪一个像这样让人心抖。我已经不敢去羡慕那些在花丛树行间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轻人。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觉？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是什么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没这样回忆过的人不会相信，那竟是回忆不出来的！老人走后我仍呆望着那块草地，阳光在那儿慢慢地淡薄，脱离，凝作一缕孤哀凄寂的红光一步步爬上墙，爬上楼顶。

赏析：这一段的景物描写，营造了惨淡凄寂的氛围，映衬出作者孤独哀伤的心情。看似写景，实则写人，侧面写出病情带给“我”的打击和痛苦。大量心理剖白式语言，口语化，坦诚，细腻，个人主观意识极强，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感染力，构成独特的气场。

2. 《我二十一岁那年》史铁生 赏析

作者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与感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对生命的感悟是在地坛这个特殊环境和背景中完成的。

作者在文中开头便写到：“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作者在二十一岁时双腿瘫痪，精神近于崩溃，于是就和离家咫尺的地坛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地坛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母亲，“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给他一个僻静的地方，静静地舔舐伤痕，思索自己的命运，思索人生的价值，让他“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在作者的眼中，地坛虽然看似“荒芜但并不衰败”，看似沉寂却处处涌动着生命的喧嚣。在这种启示之下，作者从开始发现生命，继而观察生命，进而赞叹生命：“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支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

废弃的园子因为有了它们而变得充满生机，并处处以其生机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窸窣窣片刻不息。”只有对生命精细观察的人，才能有如此敏锐的感情触角；只有深爱生活的人，才会以如此温馨的笔调描摹如此细微的生命搏动。

作品中的这些精美而生动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下了作者那片枯萎干涸的心田重新滋润和复苏的过程。对于这一切，作者把它说成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这不就是说大地母亲在对作者这个人生道路上暂时“迷途的羔羊”指点迷津吗？这对于“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的作者来说，无疑是启示，是鼓舞，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

可以说，地坛像一位智者，在不动声色地拯救着作者，使作者一步步远离死亡的陷阱。 在生命意义的有力启迪下，作者在地坛开始了他长达几年的“专心致志”的主观能动性的思考过程——即对“生命”的思考。

这是作者思想飞跃的最关键、最本质的阶段。“生与死”，这是一个重要哲学命题，也是生命的首要内容。

法国哲学家加谬曾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①对于加谬所云的“根本问题”，《我与地坛》给予了肯定性的回答。这段时间里，“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平方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

这块既凝聚着沉重的历史沧桑印记，同时又充满着各种当代生命骚动的大地，成了启示作者沉思的最直观的空间。从生到死，又从死到生，作者进行了透彻的、辩证的分析和论证，最后终于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从地坛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感悟了人的生死只是上帝或自然法则的一种安排。死是一种必然，一种天意，不必害怕，不必急于求成。

死神是人生最守信用的伙伴，早晚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在你没有力气生存的时候，死神肯定会来搭救你。在史铁生眼里，死是一种回归，有回家的温馨，有节日般的快活。

这些理解使他的死亡观超越了世俗的生命感受。作者正是在遭遇到命运巨大打击的可怕境遇中，经历了狂躁怨恨、悲观沉沦、痛苦反省之后，在地坛——大地母亲宁静温暖的怀抱里，通过深沉的哲学思考，渗透了生命的真谛，彻悟了人生的意义，完成了一次最艰难的思想飞跃，从而使自己人生观升华到“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晶莹澄澈的新境界。

而地坛在其间对作者来说，既是一个循循善诱的启示者，同时又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见证人。那些刻印在地坛大地身上无处不在的轮椅车辙轨迹，都见证着作者艰苦而富有成效的哲学思考过程中的每一步努力。

想透了死，并非也就想通了活，尤其对残疾人的生命来说，就更是如此。人为什么活？怎样活？成了作者追问的焦点，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去地坛寻找答案，思考生命的内涵。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

那不因人时冷落和自身衰微而黯淡，仍把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映照得灿烂的石门落日；那敢于在最落寞的时候，把天地叫得苍凉的高歌雨燕；那能激起人们对过去和未来遐思的雪地上的脚印；那看淡忧郁和喜悦、镇静地伫立了几个世纪的苍黑古柏；那送来清纯泥草味儿的夏日暴雨；那捎来种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的秋风落叶------无不激励着作者勇敢面对不幸，积极进取，弹奏起一曲曲慷慨激昂的人生壮歌。古园形体曾被人肆意雕琢，但大自然中它的永久的活力谁也不能改变。

石门落日、雨燕高歌、雪地脚印、古柏伫立、风霜雨雪仍旧年复一年；园中。

3. 我二十一岁那年在线阅读

我二十一岁那年 史铁生 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十二间病室，除去一号二号，其余十间我都住过。

当然，决不为此骄傲。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

一号和二号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 十九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

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十号病室。

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

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

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

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

十号有六个床位。我是六床。

五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光房钱一天就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五床说，“死呗可值得了这么些？”三床就说：“得了嘿你有完没完！死死死，数你悲观。”

四床是个老头，说：“别介别介，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却是对他们说：“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

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一床不说话，一床一旦说话即可出院。

二床像是个有些来头的人，举手投足之间便赢得大伙的敬畏。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词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

二床讲话时，所有名词都以“这个”“那个”代替，因而讲到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听不出是谁人所为。四床说：“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儿。刚有的一点舒心顷刻全光。

一天一块多房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一天好几块的药钱、饭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何况为了给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负债累累了。我马上就想那农民之所想了：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我赶紧松开拳头让自己放明白点：这是在医院不是在家里，这儿没人会容忍我发脾气，而且砸坏了什么还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资去赔？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个月！我平白地相信这样一个期限。

可是三个月后我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厉害了。 那时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号。

二床果然不同寻常，是位局长，十一级干部，但还是多了一级，非十级以上者无缘去住高干病房的单间。七号是这普通病房中唯一仅设两张病床的房间，最接近单间，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级的人去住。

据说刚有个十三级从这儿出去。二床搬来名正言顺。

我呢？护士长说是“这孩子爱读书”，让我帮助二床把名词重新记起来。“你看他连自己是谁都闹不清了。”

护士长说。但二床却因此越来越让人喜欢，因为“局长”也是名词也在被忘之列，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平等、融洽。

有一天他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插队的。”二床说他的“那个”也是，两个“那个”都是，他在高出他半个头的地方比划一下：“就是那两个，我自己养的。”

“您是说您的两个儿子？”他说对，儿子。他说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结合。

他说：“我们当初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我说：“农村？”“对对对。

什么？”“农村。”“对对对农村。

别忘本呀！”我说是。我说：“您的家乡是哪儿？”他于是抱着头想好久。

这一回我也没办法提醒他。最后他骂一句，不想了，说：“我也放过那玩意儿。”

他在头顶上伸直两个手指。“是牛吗？”他摇摇头，手往低处一压。

“羊？”“对了，羊。我放过羊。”

他躺下，双手垫在脑后，甜甜蜜蜜地望着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语。大夫说他这病叫做“角回综合症，命名性失语”，并不影响其他记忆，尤其是遥远的往事更都记得清楚。

我想局长到底是局长，比我会得病。他忽然又坐起来：“我的那个，喂，小什么来？”“小儿子？”“对！”他怒气冲冲地跳到地上，说：“那个小玩意儿，娘个！”说：“他要去结合，我说好嘛我支持。”

说：“他来信要钱，说要办个这个。”他指了指周围，我想“那个小玩意儿”可能是要办个医疗站。

他说：“好嘛，要多少？我给。可那个小玩意儿！”他背着手气哼哼地来回走，然后停住，两手一摊：“可他又要在那儿结婚！”“在农村？”“对，农村。”

“跟农民？”“跟农民。”无论是根据我当时的思想觉悟，还是根据报纸电台当时的宣传倡导，这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

“扎根派。”我钦佩地说。

“娘了个派！”他说：“可你还要不要回来嘛？”这下我有点发蒙。见我愣着，他又一跺脚，补充道：“可你还要不要革命？！”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么，二床的坦诚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逻辑了。整个冬天就快过去，我反倒拄着拐杖都走不到院子里。

4. 史铁生《我二十一岁那年讲了什么大体概

我承认我生长在温室里。

但我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只是一棵小草，我天天看着周围娇嫩的花朵，艳羡她们美丽的姿态、高贵的品种，嫉妒她们得到最好的养料，于是苦闷开始滋生，烦恼也逐渐蔓延，我把这种甚至连不幸都称不上的不快乐视为苦难。 我带着这种无知而幼稚的心态，翻开了《我二十一岁那年》，我这才发现如果灾难可以划分等级，那我遭遇过最不幸的事情可能和最轻微最肤浅的一级都挨不上边，更何况史铁生说过：“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面前都可能加一个“更”字”。

在史铁生二十一岁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厄运让他永远地失去了双腿，他用一种平淡甚至是幽默的口吻讲述着他病痛时的经历，仿佛那只是别人的故事，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平常却如血如泪的文字，让我一步一步踏进他的世界。 我曾无数次幻想过我未来的命运，我设想过有一天，我成了世界首富，成为又一个商界传奇；我也曾设想我这一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到最后什么也没留下；我甚至设想过我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穷困潦倒，生活卑微而无趣，但我从来没有想像过我会失去身体的某个部位，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正常人的生活，我从头到脚的触觉不断提醒着我，我还是健全的。

但上帝为你写好的剧本，谁知道呢？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你只能选择面对。 史铁生面对自己下肢瘫痪的事实时，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想到过死，关于生和死的问题，被无数的人讨论过无数次，但有多少像史铁生这样如此近地接触过死神呢？他曾自己想死，也有几次是被疾病所迫，反正都是几乎要死了，没死成的。

于是他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只有懦弱的人会选择轻生，他们把悲痛留给亲人，把麻烦留给朋友，而他们却在另一个世界里获得重生。

史铁生没有死，因为他还有母亲，还有朋友。 史铁生的母亲和每一个母亲一样，爱着自己的孩子。

但她与普通的母亲又不一样，因为苦难，所以更加爱，而且理解。我一直觉得一个母亲理解孩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因为在她们眼中，孩子永远都是孩子，长不大而且不懂得照顾自己，于是她们往往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并且总是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但史铁生的母亲，会站在儿子的角度思考问题，会认为让他“去地坛走走是好的”，尽管她心里有一千一万个不放心，但是母亲怎么会将这些挂在嘴上呢？她们只会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或者一路追随着儿子的背影。 我们总是把目光投向光明的前方，却太少太少停下脚步，回头看看。

因为母亲的理解，史铁生邂逅了地坛。地坛是他的第一个朋友，荒废却不颓废。

尔后，陆续地他又因地坛而结识了许多朋友。因为地坛，他们的故事有了重叠，史铁生看着每一个人的幸运与不幸。

在时光的剥蚀下，中年情侣不觉中变成了老人，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也再没有出现；在命运的操控下，长跑选手始终没能如愿，漂亮的小姑娘竟是个弱智的孩子。 一切的一切，在祭坛石门中的落日里，终将化为尘埃。

温室里的花朵永远只是花朵，但一颗小草却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封面上，史铁生的笑容依旧，他从未在书中抱怨上帝的不公，他只是时时刻刻和命运做着斗争。

在史铁生二十一岁那年，上帝送了他一件礼物，它的名字叫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