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技术评估方案》，要求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分级开展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技术评估。《方案》明确，2024年9月底前，全面完成第一次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技术评估工作。2025年起，每年6月底前，完成上一年度辖区内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技术评估工作。助产机构如何看待此轮评估呢？“备考”阶段，各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在开展哪些工作？各方对评估结果的拓展应用又有何设想？近日，记者走进相关医疗卫生机构，从中寻找答案。

能力与体系兼顾
强化必备技能

“绿、黄、橙、红、紫”5种颜色，标记着孕产妇妊娠风险等级。

基于近30年的临床经验，北京市丰台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北京丰台医院妇产科主任许洪梅指出，危重孕产妇并不完全集中于大型助产机构。实际上，各级助产机构都有可能接诊危重孕产妇，“孕产妇即使在整个孕期均被标记为‘绿色’，也可能在分娩中因病情急剧变化而进展为‘红色’，因此，提升危重孕产妇救治能力和水平是对各级助产机构的硬性要求”。许洪梅说。

“危重孕产妇救治重在及时性和安全性。从《方案》中不难看出，此轮评估不局限于评估救治能力。”浙江省杭州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杭州市妇产科医院产科主任柴芸认为，救治能力和救治网络缺一不可，二者兼顾，才能显著提升危重孕产妇救治成功率。

柴芸道出了此轮评估的一大特点。根据《方案》，评估指标由工作成效、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构建运行、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建设管理3个方面28项指标构成，在强调救治能力的同时，也关注不同层级助产机构之间的衔接配合。

“这28项指标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它们历来是产科专业监测重点，从助产机构迎检角度来说，压力不大。”柴芸说，评估工作以数据信息评估（时间节点为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主，结合必要的现场评估，在信息化建设达标的省份，基本不会给助产机构造成额外负担。“以我所在医院为例，依托医院智慧医疗信息管理平台，评估所需数据直接提取、分析生成，在评估启动之前，就能先期开展一轮自评。”柴芸说。

细读《方案》，许洪梅同样感到颇为坦然。“近十年来，北京市妇幼健康系统一直对照更细化的指标定期开展模拟演练和疑难病例探讨，并通过复盘危重孕产妇救治经过，不断精进救治环节。此轮评估是对产科必备技能的一次强化。”许洪梅表示。

横纵资源联动
激活救治网络

很多助产机构希望借助此轮评估，进一步提升母婴安全保障能力。

“分析下来，在‘快速反应团队反应时间’这项指标上，我们仍有上升空间。”柴芸说，《方案》要求，危重孕产妇急救小组人员从呼叫到到位时间不超过10分钟。她所在的杭州市妇产科医院，除产科、麻醉科以外的其他专科较难保证24小时值班，如遇夜间紧急救治，可能会有超时的情况发生。“院内曾有测算，产科、麻醉科到位时间在5分钟左右，而其他专科略迟一些。”柴芸介绍。

这项指标的计算方法是抽查部分人员取平均值。在柴芸看来，这提示，一方面需要提升产科救治能力，为其他专科到位争取时间；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快速反应团队的组织调度，通过优化排班等方式，缩短其他专科反应时间。

同为专科医院，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依靠亚专科建设解题。自2018年以来，该院陆续开设胎儿医学、内分泌代谢、子痫前期、胎盘疾病、早产防治、产科危重症等多个亚专科，基本覆盖常见的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对于市、县级助产机构，进一步细分亚专科较难实现。因此，作为省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我们通过国家‘云上妇幼’远程医疗平台，为下级医疗机构提供远程技术支持。去年，在我们参与救治的危重孕产妇中，有1/4是通过远程技术指导实现的。”该院产科主任曾晓明说。

曾晓明认为，同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之间也需加强合作，尤其是专科医院要与综合性医院形成横向联动。“比如，我们与同为省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的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建立紧密联系，如遇较难处理的突发情况，对方医务人员20分钟内就能到达救治现场。”曾晓明介绍。

综合性医院专科力量相对均衡，许洪梅则更关注“巨大儿发生率”。“巨大儿主要因孕产妇营养过剩、合并糖尿病等引起，常需施行剖宫产，如果处置不当，可能危及孕产妇的健康和生命。”许洪梅告诉记者，从科室月报表来看，这个数字为8%~9%，距离第9版《妇产科学》中提出的7%的要求尚有差距。

许洪梅的担忧具有普遍性。自2016年以来，北京市卫生健康部门在全市实施孕产期营养保健服务提升行动，要求助产机构都设立孕期营养门诊。在此基础上，作为区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的北京丰台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了更为紧密的联动。

“孕期营养摄入，不只是孕产妇一个人的问题，需要全家动员。”许洪梅介绍，北京丰台医院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社区开设体验式课堂，要求家中的“主厨”到场，共同接受孕期营养指导，力求将巨大儿发生率降至合理水平。

这种紧密联动已从社区深入到家庭。“保障母婴安全，需在孕期加强对高危孕产妇的全程管理，减少急诊急救的发生。”许洪梅说，二胎、三胎妈妈增多后，孩子妈妈因忙于照顾“大宝”而疏于围产保健。来北京丰台医院就诊的一名高危孕产妇患有妊娠高血压，需要住院治疗，但这名孕产妇却希望回家调整血压，便于照顾“大宝”。

“结合北京市所建立的高危孕产妇入户追访制度，我们安排这名孕产妇在医院产科门诊就诊，为她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并由一名固定的产科医生负责其围产保健。”许洪梅说，与此同时，该院将其情况上报至区产科质量安全管理办公室，由办公室协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入户监测她的血压变化；当血压波动异常时，就视情况从家中转回医院接受治疗，以此落实“发现一例、登记一例、报告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

科学客观公正评估
拓展应用价值

根据《方案》，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省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进行自我评估，对辖区内地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进行评估，以此类推，直至县级。

曾晓明参与了地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的评估工作。他表示，由于出生率下降，部分助产机构接诊危重孕产妇的概率相应降低，年轻医务人员对救治技术和流程难免生疏。为此，该省计划依托国家“云上妇幼”远程医疗平台，开展更多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我们曾将收治的临床案例编制成一本产科危重症救治手册供下级助产机构参考，未来将不断更新案例内容，丰富这本工具书。”曾晓明说。

为使评估结果的认可度更高，浙江省将评估工作交由浙江省妇幼和生殖保健中心开展。“中心不从事具体的医疗工作，相对而言，给出的评估结果更为客观、公正；与此同时，发挥自身的专家资源优势，也能对评估结果的科学应用提出专业性建议。”浙江省妇幼和生殖保健中心主任许凌介绍，该中心根据《方案》，结合浙江省实际，正在协助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制定更为细致的指标要求。

“不同层级的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评估重点有所侧重。”许凌说，对于省、市一级，评估重点在于与外院转入孕产妇有关的指标，以及责任片区业务指导频次，需要关注其辐射作用是否发挥到位；对于县一级，评估重点在于与孕产妇妊娠风险筛查评估有关的指标，由于评估准确性直接影响后续救治，需要关注其基础作用是否发挥到位。

当然，评估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对评估结果的科学应用。

在许凌看来，这份评估结果有多重应用价值。其一，便于对各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设置进行动态调整。一方面，更多地将救治能力较强的综合性医院纳入进来，调动其相关专科力量，提升辖区内危重孕产妇救治水平；另一方面，对评估结果不理想的救治中心提出限期整改。其二，便于对产科资源分布有全局性判断，进而缩小城乡、地区间差异。

对于助产机构而言，此轮评估也是一次有效反馈。柴芸说，因为出生率下降，外界可能认为多数产科变得相对“清闲”。经此轮评估，尤其是当“年分娩量产科医师配比”“年分娩量助产士配比”等指标收集和汇总后，将有助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产科的现状有全面的了解，特别是把握不同层级助产机构之间的差异性，作为规划产科人员配置的依据。

文： 健康报记者 赵星月 通讯员 邢世伟

编辑：李诗尧

校对：杨真宇

审核：管仲瑶 徐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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