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秦燕玲

随着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的持续深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协调金融监管职能，成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解决的关键制度性问题。

“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作用，做好统筹协调把关。发挥好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作用，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

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等；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作为党中央派出机关，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同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并于11月3日主持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会议。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指出，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金融乱象主要缘于产业和金融资本结合的不规范，以及企业扩张和逐利的天性。

罗志恒认为，从近几年对风险暴露金融机构的处置来看，金融国企介入已经成为保障基层居民财产安全、贯彻国家战略最强有力的工具。党管金融的制度优势再度被强调，并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的动力。

本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对“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的具体部署中，除了明确要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外，还要求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实属地责任。

罗志恒认为，现实中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难免存在角色冲突和多重利益问题——既是辖区内人民利益的代言人，需要促进地方金融发展、招商引资，从而谋求经济持续上台阶；又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表，需要配合中央金融监管机构工作或落实风险处置责任。

事实上，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后，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就已拉开序幕，但地方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始终有待加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负责的《提高金融监管效能研究》课题指出，除了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兼具发展与监管职能导致职责定位不清晰外，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地方监管相关部门之间缺乏制度性长效协调机制，难以形成监管合力，也是地方金融监管有效性偏低的原因之一。

因此，可以看到，《方案》已经明确剥离地方金融局的“发展”职能，即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目前地方机构改革的具体方案尚未落地，根据《方案》安排，地方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预计，后续金融监管逐步实现全覆盖，其中一方面即是要通过推进央地金融监管协调。罗志恒也认为，未来地方金融监管局对新金融、类机构的监管，或将发挥更大作用，补上传统监管的空白。

对于下一步的具体落实，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撰文指出，在压实地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责任的同时，要防止地方政府干涉金融机构的具体经营管理。地方政府“监督和管理”的度需要在今后的制度中明确规定，即要确定地方金融委、金融工委、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管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中的“权”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