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发展过程中一个敏感问题就是原始股发行方式的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是股票发行方式由探索到逐步走向成熟的几年。以前的发行方式是上市公司自己推销，没有什么代理商、承销商。由于不公开发行，一般老百姓在发行市场（一级市场）基本上是买不到原始股的。

1990年10月市委、市政府决定，禁止党政干部买卖股票，就是为了防止干部利用权力买进原始股赚钱，导致社会不公。因此新股发行方式必须改革，不改不利于廉政建设，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

1991年对5家新的上市公司1.5亿元原始股采取公开发行的方式。

按国际惯例，公开发行的股票要委托证券商包销，改变上市公司自己推销的弊病。当时股市看好，具有承销发行资格的证券商纷纷要来承销，承销问题好解决。而承销商的推销方式必须公开发行，采取由认购者向证券公司申请。如果申请的数量等于发行的数量，则按申请数量执行；如果申请数量超过发行数量，则用抽签方式决定认购数量。

由于认购申请限时限量，当然就会发生排队现象。为了维护认购秩序，就请公安，公安人员不够，再请武警一起帮助。

这一年发行时，主要是广东或就近省的认购者较多，公开发行进行得比较顺利。发行的前一天下午排队，发行当日下午各点就发行结束。

500万份申请表发出300多万份，就没人要了。老百姓排了一天一夜的队，很辛苦，但都有收获，很满意。

因为买到原始股，价格又低，溢价只在2～3元，最高不超过5元，是稳赚的呀。当时收到很多电话、信件，感谢市政府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

发行工作组织得也好，是一次成功的公开发行。

1992年又申请到5亿元的指标（其中包括发行中追加的指标），发行14家股票。如何发行？我们考虑到1991年发行时60多万人排队，一个身份证买一张，尽管没有出问题，但成功中包含着极大的风险。

于是我们建议采取预付存款凭存款号码抽签的方式进行，时间可以拉长一点，这样可以避免排队。我们把这个建议拿到证券领导小组讨论时，深圳人民银行主管证券的负责同志觉得在做帐方面有困难。

后来，大家建议设立专门购买股票的存款帐户，5000元一户，和原存款分开来，再根据存款帐号抽签。会议决定用这个办法来组织1992年的新股发行。

决定后，我即出差一个多月。深圳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城市，科技、教育相对落后，只有一个深圳大学，没有国家级的科研机构。但深圳的产业发展又迫切需要走高新科技的道路，提高产业的科技水平，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快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因此，市委、市政府决定要加强与国内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发展科技横向联合。

1992年4月，由我带队，组成由分管工业的副市长、经发局和一批大企业的领导同志参加的考察团，到西安、成都、北京、南京，与那里的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洽谈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合作事项。历时一个多月。

回来后不久又去了澳大利亚，回访友好城市布里斯班，并在那里举办深圳出口商品展销会。

出差回来已是7月初。回来后，我从4个渠道即市长信箱、市长专线电话、信访办和市长接待日收到信息，群众强烈反对变更发行方式。他们认为：用存款方式发行，5000元一个户头，谁钱多就存得多，股票就买得多，这是维护有钱人的利益而不顾一般群众的利益。他们认为去年的办法好，买股票的机会均等。还强调，改革需要老百姓支持，就要使老百姓受益。有的甚至十分尖锐地说，你深圳市政府还是不是人民的政府。

我在听了各方面情况后找张鸿义同志问：证券领导小组针对这个情况，对发行方式改不改，讨论过没有？他说讨论了，意见不一致。我说，是多数人赞成变还是多数人赞成不变？他说多数人不赞成改变。考虑到群众呼声强烈，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正因为大家有这个担心，绝大多数人赞成不变。当然也有少数人主张改。当时离预定的发行时间很近了。我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决定不变，用原来的办法再维持一年，明年一定要改。同时组成指挥部，组织力量，加大管理力度，以维持发行秩序。

发售公告于8月6日晚7时由深圳电视台播出。公告说明，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约百分之十，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股票1000股。规定在8月9～10日两天内把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售完为止。为减少排队，每一排队者最多可持10张身份证买抽签表。我7日上班，见满街都是排队的人，而且在不断增加，营业点到处是黑压压一片，那个场景真吓人，简直是疯狂了。我想还有2天，就这样排队下去，问题十分严重。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维持原来的发行办法是一大失误，但已覆水难收，只能通过全力以赴地工作去弥补。我决定不离开公安指挥部，坐镇指挥，与大家一起努力，共渡难关。

我对全国各地股票炒家汇集身份证来买股票的形势没有充分估计。后来才听说一些股票炒家到惠阳、梅县等地租身份证，每个30～50元，有的地方甚至整村、整乡的人将身份证租出去，一些人甚至带了上千个身份证到深圳。有人估计全国各地汇集到深圳的购股大军约有130多万人，306个发售点每个点都有几千人。有的从内蒙古包了飞机到广州，再租车到深圳。8月8日广州到深圳的火车票被炒卖到500元一张，原价是50元。

一百几十万人云集小小的深圳，教师忘了讲课，医生忘了出诊，工人忘了做工，律师忘了办案。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把人民币变成股票。从7日开始排队，男女老少都一个紧挨一个排着队，吃喝拉撒就在队伍里进行，因为一离开那里就可能白排了。吃饭就靠面包、矿泉水，矿泉水卖到15元一瓶，面包5元一个。昏天黑地几天下来，万幸没有出人命。只是一位女士因高血压倒在地上，经抢救也好过来了。有位熟悉我的同志向我开了个善意的玩笑说，你指挥百万大军，没有伤亡，是个奇迹。我听了啼笑皆非，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壮观也是最糟糕的一幕。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的公安和武警是支持改革、顾全大局的，他们为维护发行秩序作了艰苦的努力，没有发生伤亡是他们的功劳。

9日上午11点,有一些营业点反馈回来信息，说认购证已卖完。听到这个消息先是高兴，事情总算快要过去了。但一想不对劲，怎么会这么快就卖完了呢，去年发行到下午五点才卖到300多万张。后来收到一系列的举报，说哪里哪里的发行点开了“后门”，一有举报就请监察、公安去查。下午一点多，各发售点均公布售完。调查虽还没有结果，但我预感到群众反映的舞弊行为是有的，这给我们这次发行工作安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10日那天晚上，果然“定时炸弹”爆炸了。发售人员腐败导致群众激愤，股民集会上街游行了，喊出反腐败的口号。

李灏和我立即召开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会议，紧急磋商，会议形成两点共识：

一是要做好宣传疏导工作，尽量避免激化情绪，造成更大的对立，被坏人利用。明确地表明我们对股市舞弊人员要坚决惩处，由市纪委、监察局立即立案调查。

二是要准备扩大发行。因为原来的500万认购券，老百姓没有买到，如果不增加发行，不管你怎样做工作，这口气出不来。

我认为这两方面工作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群众不是冲政府来的，更不是冲改革来的，他们的愿望就是要买股票。只有增加发行，各点一开卖，群众就散了，极少数想借机闹事的人也就无计可施了。

当时李灏同志也同意，但感到股票发行都要中央批准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于是他亲自给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打电话，李鹏同志说，一下子扩大发行一倍恐怕不行，要经过一定的申请程序。李灏同志详细汇报了当时深圳的情况，反复说明这是解决当前事态的唯一办法，否则局面很难控制。李鹏同意了。李鹏在紧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对解决后面的问题起了关键作用。10日晚上10点后事态平息了，11日下午按时发行了增发的认购券。留下来的问题：一是组织力量，加快查处舞弊人员；二是深刻反省，总结教训，面向今后证券市场的发展，改善我们的工作。

正好当时邹家华副总理在珠海开会，中央委托他来深圳了解情况。我们向他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并提出了我们从中要汲取的教训：一是对全国炒股大军南下深圳的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想不到如此火爆。二是对腐败现象产生的可能性虽有估计，但没有想到事情严重到无法遏止的程度。三是发行方法最大的弊病是限时限量又规定了中签率，激发了购买欲望，造成了紧张争购的局面。

这是我一生中经历最震撼的一次事件，也是教训最深刻的一次。不久，中纪委派出了调查组，我在向调查组汇报情况后明确表示：“我作为1992年新股发行的主要决策者，对这次事件负主要责任。”

1992年9月，我去北京出席深圳从美国引进电脑硬驱动器技术的签字仪式，当时任副总理朱同志出席了这次仪式，并会见外宾。在会前我又向他作了简要汇报。朱副总理对我说：你们这次失误是改革探索中发生的问题，主要是吸取教训。后来，中央就“8•10股市”这件事发了全国通报。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失误的教训使我们变得更聪明起来。以“8•10”为分水岭，股票发行方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3年采取无限量发售认购表和与储蓄挂钩的发行方式，实现了深、沪两地50亿新股的顺利发行。此后又采取专项存单的方式发行股票，并开始探讨公开竞价发行。也正是这个“8·10事件”促进了国家证券市场管理体制的初步形成。1992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体系作了明确分工，实行银行与证券分开，宣告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不久，国务院又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后，证监会又发布了一系列规定，使中国证券市场逐渐转入了规范化的轨道。

作者｜郑良玉 （原深圳市市长，原江西省副省长）

本文来源西芦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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