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反工作新词”的流行语丛

当一个短语流行起来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新词填补了一个不确定但又待言说的空间。

很多职场人在寻找一种准确的方式来描述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压力：既想获得经济上的保障，又不想让工作占据自己全部的生活；既有严重的地位焦虑，又对这种地位焦虑感到内疚；有时想争取升职，有时又想辞职；有时梦想过上超越自己上一辈的生活，有时又觉得自己注定成为第一代过得不如父母的人。

由于Z世代（又称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逐步进入职场，“无声离职”（quietquitting）已成为美国最新的流行语。这个词从TikTok蔓延到主流媒体，描述的是员工只满足本职工作的最低要求，绝不投入比这要求更多的时间、精力或热情。这种说法其实有些名不副实，因为员工并没有真正离开自己的岗位，而是选择做最起码的工作来勉强度日，继续领取自己那份工资，更类似于中国职场上常见的“摸鱼”。

但对“无声离职”，美国的主流媒体马上联想到的是“躺平”，一个2021年春天就已在中国流行起来的词，始于百度贴吧，意思是拒绝激烈的竞争，放弃努力工作，追求低欲望的生活。

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词汇量比美国人可大多了。年轻人不仅谈到“躺平”，还谈到“内卷”，指出工作再努力，也没有回报；他们希望“润”，埋头钻研“润学”，企图解决“为什么润，润去哪里，怎么润”三大问题——“卷、躺、润”号称眼下中国青年的三大选择。

有人回家做“全职子女”，退出就业市场，寄居父母篱下，因无法独立而接受父母供养；有人主张“佛系”的生活态度──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处之泰然、不费劲、不争斗。

一些大学生还在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兴起了“孔乙己文学”：“年少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都说学历是敲门砖，但我慢慢发现它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

然而，在“反工作新词”的流行语丛当中，最触目惊心的是这一个：“摆烂”。如果说“躺平”既反映了新生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也反映了对竞争激烈的工作环境的反击，那么，到了“摆烂”的程度，已经显示出这部分年轻人内心有多么厌倦，似乎进入了一种“放弃任何希望的可能性”的心理恶化状态。

事情发展至此，“反工作新词”已经溢出工作和职场范围，进入广阔的生活世界。正如“佛系人生”不只是对工作了无兴趣，而且也觉得恋爱麻烦多多一样，“无声离职”一词现在在美国也被用于人们生活中的非工作方面，如婚姻和人际关系。

在中国，对上一代人来说，人生的成功意味着努力工作、结婚生子。而对这一代，“躺平”不仅仅意味着不找工作，也可能伴随放弃婚姻、不生孩子的意愿。2022年1月初，有媒体报道，“‘00后’已经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提醒2000年出生的中国年轻男性有了结婚资格。因为按照中国法律，男性22岁、女性20岁起可以结婚。在微博热搜排行榜上，年轻人拒绝他们眼中的这种施压。

“别再唠叨我了！”一位网友说道，使用了被逼婚者对父母最常说的厌恶词汇。就好似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走红的歌曲《春节自救指南》（英语：WhatIDoIsForYourOwnGood）告诉那些坚持不懈“都是为你好”的中国父母：“各位亲爱的家人，我有我自己的人生。”

中国的结婚人数连续九年下降。据民政部2023年6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结婚登记数为683.3万对。这是自19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2013年的近1350万对。

2022年，中国人口也出现了自196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人们本来期待这一里程碑式的进程要到2029年或更晚才会出现，而之后，中国的人口下降还可能加速。

放弃期望：一种应对机制

天经地义地，年轻人想要自己的生活，不想要外界强加的人生。如果从好处想，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年轻人，“无声离职”和“躺平”这两个词都表达了他们希望生活得更健康、更平衡的愿望。然而，人生的图画并不能够凭自己简单画就。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中美年轻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就会发现，这两个词是不同文化传统与政府政策交织的产物。

美国人一向崇尚个人权利、自由和独立。可是到了2022年，年轻人却发现自己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债务、高通胀和缺乏社会流动性。

2022年，美国学生贷款债务总额达1.75万亿美元，平均每个借款人欠债28950美元。55%的公立四年制院校学生有学生贷款，57%的私立非营利性四年制院校学生有教育债务。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学生在离开大学时都背负着沉重债务，通常需要近20年才能还清这些贷款。

这是因为，过去30年间，美国大学的费用一直在增长。公立四年制大学每年的学费从4160美元增长到10740美元，私立非营利性院校的学费从19360美元增长到38070美元（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随着费用的增加，对学生贷款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援助的需求也在增加。

此外，失控的通货膨胀使一切都变得更加昂贵，而实际收入却在缩水。由于许多美国人因房价过高而被挤出住房市场，社会流动性正在下降。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8%的美国人认为年轻一代的生活会比他们的父辈更糟糕。综合考虑，当努力工作并不足以取得成功时，静悄悄的放弃似乎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应对策略。

与美国的年轻人不同，中国的年轻人一般不会在成年过程中负债累累，因为传统上，父母承受着为孩子提供尽可能最好的教育的巨大压力。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父母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他们不仅支付学费，还支付大量的课外活动费用，留给孩子们玩耍的时间很少。课外教育行业兴盛，直到2021年，这都是一笔大生意。因此，中国是世界上养育家庭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事实造就了大批因压力重重而不愿生育的年轻夫妇。

中国青年的受教育程度是几十年来最高的，高校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创下了历史记录。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毕业生们面临着期望与机遇之间越来越大的不匹配。他们开始意识到，学位可能不会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会带来其他有保障的好处。他们越来越认为，他们今天所接受的过多的教育，在明天不会受到重视。这种幻灭感在“孔乙己文学”的流行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

青年失业率逐年不断攀升。放在几年前，很少有人会预料到，中国将无法为年轻人创造足够的新工作岗位。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工厂和经济增长强国，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涉及从制造业、服务业到高薪白领等各个领域。现在，几十年来创造大量工作岗位的趋势正发生着重大逆转，而之前正是这一趋势带来了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个人的繁荣。

麻烦很大的是，那些找到工作的年轻人生活得也不轻松。问题不仅在于工作时间长——尤其体现在科技大厂流行的臭名昭著的“996”工作制（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六天）上，还在于工作往往没有保障。一定的工作灵活性可能是好的，但太多的不确定则会激发焦虑。服务业和蓬勃发展的平台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以前感觉安全的白领工作，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竞争公务员职位。它们曾经被年轻人所厌恶，但眼下普遍被（尤其是年轻人的父母们）认为更安全、更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高昂的房价让年轻人买房成家的希望破灭。例如，对于普通的中国年轻人来说，独立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购房已变得几乎不可能。

社会流动性的缺乏，加上生活成本的上升，正在驱使幻想破灭的年轻人放弃期望。所有的“反工作”流行语，不过是没有积蓄、看不到未来的年轻人的一种应对机制。

生活停滞，流动中止？

一帮年轻人对他们生活的暗淡、对他们令人沮丧地丧失了自身对世界的把握感表现出挫折，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在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们谈到“迷惘的一代”，并不是一种偶然。

到了21世纪的20年代，我们或许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描述这一代年轻人的用语，但如果说他们是“没有期望的一代”，可能也距真相不远。可是，在最新科技不断出现、人工智能似乎行将带来生产力的极大飞跃的年代，我们如何能作如此悲观的描画呢？

数年前，《企业家》（Entrepreneur）杂志列举了十项可能改变世界的技术。除了基因编辑技术Crispr、再生医学（re－generativemedicine）和火箭再利用，其他七项，从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到机器人助理和语音助手，从虚拟与混合现实、无人驾驶到加密货币，无不与遵循摩尔定律的计算机与数据科学相关。该杂志言之凿凿地说，我们正处于另一次技术繁荣的边缘。这些技术将很快成为主流，从而改变整个世界。

其实，只需要一点反向思考就可以认识到，除了计算机与数据科学，我们正处于其他技术停滞不前的状态。

经济学中最接近技术进步的指标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fac－torproductivity）。这个概念有点奇怪：它计算在劳动力增长和资本投资之后剩余的生产力增长。当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时，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劳力使用相同数量的土地和机器，工作产出却比以前还多。这是我们衡量难以定义的创新和改进的最佳尝试，正是这些创新和改进，借用乔布斯的著名说法，即做到“更聪明地工作”，不断提高着人类的生活水平。简而言之，如果TFP持平，那么生活水平也将停滞。

根据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RobertGordon）——一位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的计算，与那些时时给未来涂抹玫瑰色的技术主义者的论调相异，近几十年来，TFP基本处于持平状态。自197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仅及1920至1970年的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一。如果换成经济学外行也能听懂的话，这意味着人们更穷，工作时间更长，给儿孙辈留下了一个比从祖辈那里所继承的更糟的世界。

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呢？在生活始终一路向好的情形下，我们恐怕难以接受这样一个前景：人类的生活水平未来很有可能停滞不前。技术进步的缓慢将被一系列“逆向”因素强化：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教育水平不再提高、人口趋于老龄化，等等。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指出，我们社会的自我形象，甚至可以说自我认同，都以不断的发展进步为核心。如果进步一旦不再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下一代工薪阶层收入继续停滞或下降，我们就不得不认真思考，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此前，代际绝对向上流动曾是年轻人几乎普遍的经历。但随着家庭组成、养育方式、考试成绩、社区质量、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等方面的阶层差距不断扩大，当今青年的向上流动性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对教育所带来的期望的下降，尤其令人触目惊心。进步的一个基本含义曾经是，通过教育实现社会上移，以之取代利用遗产或财富进行的选择。然而到了今天，这一切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因而也不被视作理所当然。

不给年轻人以未来，将是整个社会的失败

那么年轻人真的就应该对前途抱持悲观态度么？尽管悲观主义可能看起来比乐观主义更深刻，但对我们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集体能力怀有愤世嫉俗的态度，只会让我们更难赢得对创造未来所需的经济政策的支持。这对正在挣扎的年轻人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2021年初，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美国出现了所谓“大辞职”（GreatResignation）现象，即出于倦怠和向往在家工作的自由滋味，美国员工集体自愿离开工作岗位。最常见的辞职原因包括：生活成本上升而工资却停滞不前、职业发展机会有限、工作环境恶劣、福利匮乏、远程工作政策缺乏灵活性以及对工作长期不满。当然，也有许多人因疫情而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并更加重视家人、朋友和心理健康。

然而，事实证明，辞职并不是一项有效的应对手段。许多人并没有长期离开劳动力市场 （这可能会造成经济困难，尤其是在高通胀时期），而只是简单地换了工作。虽然员工可能会因为能够在认为合适的时候主动辞职而感到自己有权力，但由于缺乏经验和专业练习，他们日后的职业阶梯可能会受到影响。有些人后悔辞去了原来的职位。很快，一些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就已恢复到甚至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这表明，“大辞职”是否构成一个持久的工作趋势是值得怀疑的。

一个意料之外的影响是，企业提高了自动化率，创造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繁荣。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都会加速工业自动化，这不仅是为了替代“出走”的工人，也是为了降低成本。

虽然中国在疫情期间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出现“大辞职”现象，但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满足于随便找份工。他们寻找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感、达成工作与生活平衡、开辟向上流动的道路的工作，也有许多人开始认真思考工作的意义。然而，青年失业率的上升可能会限制选择，并迫使中国青年从事不太理想的工作。如果不在未来几年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将出现一代迷失的青年，他们可能会寻找与制造网络流行语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认识到年轻人对工作不满的多个层面，不仅有助于从政策的角度设计和审视解决方案，还有助于围绕如何让中国年轻人感到更有希望展开深度反思。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赋予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发言权、在严重的经济焦虑时期提高工作保障以及解决经济不平等开始。

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稳定而充实的职业以及经济实惠的良好住房，个人就无法蓬勃发展。而如果个人不繁荣，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更糟。如果年轻人没有获得为未来做好准备所需的教育，如果他们感觉自己缺乏一份稳定而有回报的工作，或者如果他们住不起高性价比的住房，他们就会失去希望。希望是强大社会的关键驱动力之一，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希望，人们就会满怀沮丧，感觉无法发挥自己的潜力，一国的经济和社会资本也会下降。这将对社会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

子孙后代相信他们能够实现与父辈同样的梦想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自己的潜力，这才叫公平。社会理所应当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每一代人都面临自己的挑战，并有机会创造与此前不同的未来，然而成功的阶梯需要保持到位。不论个人出自何种背景，仍然需要稳定的核心基石来使他们能够蓬勃发展。

只需看看过去数十年来在教育、就业和住房方面的政策决定，就会发现它们通常多么短视，在改善年轻人现实生活的机会方面做得很少，尤其对那些从相对弱势地位起步的人更是如此。变革的推动者不应该只是年轻一代，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力量。正如E.H.卡尔（E.H.Carr）在1961年发表的精彩文章《什么是历史》中所说：“我们一出生，世界就开始对我们进行改造，将我们从单纯的生物单位转变为社会单位。”社会的确很重要。

恰如一句非洲谚语所说，养大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不给年轻人以未来，将是整个社会的失败。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胡泳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经济观察报特约专栏作家